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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人物传记 > 《红星照耀中国》在线阅读 > 正文 第二篇 去红都的道路 1、遭白匪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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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 作者/编者:诶德加.斯诺

1、遭白匪追逐更新时间:2018-09-18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和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我就是在这些用醒目的黑字写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标语下面度过我在红区的第一夜的。

  但是,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红军战士的保护之下。因为,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地俯瞰着的山峦。有好几排石板屋顶的房子从溪口升起,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墙上。五六十个农民和目不转睛的儿童,涌出来迎接我们这个只有一匹驴子的旅队。

  我的那位贫民会的年轻向导,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一头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应。安塞离这里还有十英里路,要摸黑赶到那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把我叫托给当地贫民会分会主席照料。我的向导和骡夫都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不管是白区的钱,还是红区的钱。

  分会主席是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黝黑开朗,身上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和白裤,露出一双牛革似的赤脚。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他请我到村公所的一间屋子里去睡,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谢绝住在这间有臭味的黑屋子里,请他让我使用两扇拆卸下来的门板。我把这两扇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摊开毯子,就睡在露天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因为长途跋涉的疲乏,我倒头就睡着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已破晓。分会主席站在我的身边,摇摇我的肩膀。我当然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过来。“什么事?”我问。“你最好早一点动身,这里附近有土匪,你得赶紧到安赛去。”

  土匪?我的话已到嘴边上,正要回答我正是来这些所谓土匪的,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土匪,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劝说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这里需要向读者作一些解释。白匪,用国民党的名词来说就是民团,正如赤匪用苏维埃的名词来说就是游击队一样。国民党为了要镇压农民起义,纷纷组织民团。现在在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满洲国”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个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民团就是作为保甲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进行活动的。

  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证盔甲”。这个制度规定每十户农民必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连保制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用这个方法来防止农民组织反叛,几乎是无往而不胜。因为保甲长几乎总是富农、地主、开当铺或放债的,他们是最最积极的,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无人担保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无人担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当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狱。

  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乡绅阶级的手中,后者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来毁掉一个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税维持民团。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谷,包讨欠债本息,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

  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因为除了出钱供养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军一到,他们当然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中国的真正阶级战争,从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这一个斗争往往就是地主和他们以前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民团的人数有几十万,是中国两百万左右名义上 反共的军队的最重要的辅助部队。

  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多逃到这些城市里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区活动。他们常常利用红军主力不在的机会,作为“共产党”俘虏向地主和白军军官邀功领赏。民团从事冒险活动,主要是为了进行报复和很快的到手钱财,他们在红白战争中以最富于破坏性着称。无论如何,我个人是不愿在自己的身上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只须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点点现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有足够的引诱力,使他们不会放过的。

  匆匆地吞下了几口热茶和麦饼以后,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另外一个向导兼骡夫一同出发。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一个钟头,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岗的儿童走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石围绕、自然形成的可爱的水潭旁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除了一匹身上披着绣有一颗金星的天蓝色鞍毯的白马在河边吃草以外,只有他一个人。这个青年正在洗澡;我们走近时,他很快地跳出来,披上天蓝色的褂子,和白布的头巾,上面有一颗红星。一枝毛瑟枪挂在他腰际,木盒子柄上垂着一绺红缨绸带。他手按着枪,等着我们走进,问向导我们有什么事情。后者拿出他的路条,简单地说明了我是怎么被交给他的,那个战士好奇地看着我,等我进一步解释。

  “我是来见毛泽东的,”我说。“我知道他在安塞。我们还得走多远?”“毛主席吗?”他慢吞吞地问。“不,他不在安塞。”接着他看了看我们的后面,问我是不是没有别人。他弄清楚确实只有我一人之后,态度才自然起来,他微笑着,好像有什么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他对我说:“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块到县政府去吧。”

  他牵着马在我身边走,我自动地更详细地介绍了我自己,也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的问题。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卫局里工作,在这一带边境上值班巡逻。那匹马?这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诉我,最近在陕北的战争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方面俘获了一千多匹马。我又进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岁,当红军已经六年了。六年!他该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啊!

  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外贸诚实的青年,长得很匀称,红星帽下一头乌亮的黑发。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见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记了问他关于土匪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快就谈到红军在春天的东征山西。我告诉他那次东征在北京所发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他在那次惊人的“抗日东征”中的个人经验,据说红军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一万五千人。

  两小时后,我们到了安塞,它位于黄河支流肤水的对岸。从地图上看来,安塞是一个大城,实际上则很小,徒有空墙。街上阒无人迹,到处是断垣残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时劫掠和破坏的证据。但再仔细一看,并没有放火的痕迹,很明显这些废墟年代久远,不可能是红军造成的。姚解释说:“十年前安塞给大水完全冲毁,全城都泡在水里了。”安塞的居民没有再把原来的城厢建筑起来,他们如今都住在城外不远石崖上蜂巢似的窑洞里。我们到了以后才发现,驻扎在那里的红军一个支队,已经派去追击白匪,县苏维埃的委员都一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百家坪去向省里的一位委员报告工作。姚自告奋勇,护送我去百家坪,我们在黄昏时候到达。

  我在苏区境内已经有一天半了,可是还没有看见一点战时紧张的迹象,只遇到过一个红军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不过,我是不会给外表所欺骗的。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淞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所以,当我们转一个弯刚要走进百家坪,就听到头顶上传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呐喊声时,我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我抬头向传来凶狠的呐喊声的地方看去,只见大路上面山坡上有十几个农民站在一排营房似的房子前,挥舞着长矛短枪和几支步枪,神情非常坚决。他们要把我当作一个帝国主义者交给行刑队吗?还是当作一个真正的访问者来欢迎?看来我这一个闯封锁线的人的命运是立刻就要决定了。我对姚一定露出很滑稽的脸色,因为他忽然大笑起来。他咯咯地笑着:“不怕!不怕!他们不过是几个游击队——正在操练。这里有一个红军游击队学校。不要惊慌!”

  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的课程里,有这中国古代战争厮杀呐喊的演习,就好像在《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封建时代比武的那样。在无意中作了这种战术的对象,亲自尝到了嵴梁凉了半截的滋味以后,我可以证明这用来恫吓敌人还是非常有效的。游击队喜欢夜间出动,在天黑突袭时发出这种叫喊一定是很怕人的。姚在百家坪介绍给我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我刚刚坐下,准备和他开始谈话,忽然一个束着军官皮带的青年指挥员骑了一批汗流浃背的马急驰而到,跨下马背。他好奇地端详着我。我从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这段冒险经历的详细情形。

  新来的这个人姓卞,他是安塞赤卫队队长。他说,他刚和一百多个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回来。原来有一个农民的儿童——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跑了好几里路,筋疲力尽到了安塞,来报告民团已经侵犯县境。据他报告,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就是我自己!卞接下去说:“我马上领了一对骑兵,上山抄了近路,一小时后,我们就看见了白匪。他们都跟随着你”——他一指我——“离你只有两里地。可是我们在一个山谷中把他们包围起来,进行袭击,俘获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他们的头子和几匹马。其余的人都向边境逃去。”他简单地报告完毕后,他的几个部下鱼贯走进院子,牵着几匹俘获的马。

  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真的把我当作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我刚从白党——他们如果在无人地带捉住了我,一定会叫我是赤党——那里逃身出来,仅仅是为了要给赤党抓住叫我是白党吗?

  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唿:“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

  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如何接待我的问题终于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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