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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 作者/编者:诶德加.斯诺

4、红军旅伴更新时间:2018-09-18

   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许多地方严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①,可是仍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称得上是一个地主,甚至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也称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种大米和其他有价值的作物。

  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熘熘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②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③一样触目,随着日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颠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第一天以后,我很少骑马,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待毙的老马,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一队战士中最年长的,其他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个绰号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时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六千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狗,年方十七,实际看上去像十四岁。他作了这次长征,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他也是从差不多那么远的地方江西走过来的。老表十六岁。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就这么一些?”“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有一个农村少年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 ,我问他为什么参加。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是贫农,只有四亩田(不到一英亩),不够养活他和两个姊妹。他说,红军到他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参加穷人的军队时,他们并不难过,反而很高兴。

  另一个少年大约十九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红军到他县里时,他放下风箱、锅盘,不再当学徒了,只穿了一双草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战斗的纪念。

  还有一个少年是福建来的,一个是浙江来的,还有几个是江西和四川来的,但是大多数是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的已从少年先锋队“毕业”,虽然看上去还像孩子,却已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有两个是为了要逃脱奴役,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过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

  接着我同一个班长谈话,他是个“大”人,二十四岁。他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牺牲。

  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是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

  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得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就拿我所见到的来说,农民们对我的红军旅伴并无不满的流露。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向着他们——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大概不无关系。他们很自愿地把他们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苏区的钱。我们在中午或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就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处,指定炉灶给我们使用。我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她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西妇女来说,这是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

  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个青翠的山谷中间的一个村子里歇脚吃中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决定考他们一下。

  “什么叫共产党员?”我问道。“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开腔道。“还有呢?”“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那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没有!”他们都齐声叫道。“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

  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徐特立曾经担任过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在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见到他,那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旅队走下最后的一个山坡,踏进红色中国临时首都的时候。

  ①一华亩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

  ②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年,着名爱尔兰小说家。

  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着名西班牙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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