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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人物传记 > 《毛泽东传》在线阅读 > 正文 第五章 奋斗(1927-1935) 奋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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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作者/编者:罗斯.特里尔

奋斗(3)更新时间:2018-10-02

 1929年初,毛离开了井冈山。原因是实践性的而不是哲理性的。他要再开辟一个更好的根据地。

党中央对井冈山施加压力,要他把队伍带到南方去发动壮观的革命。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在攻打井冈山,每一个寒夜都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土地政策中出现了极左的错误,使红军和群众有所疏远,一些中农不愿再给红军粮食。恰在此时,彭德怀将军和他的队伍又突然来到了井冈山。

彭德怀后来成了中国革命中的杰出人物,但他和他的一千人马的到来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加剧了食物的短缺。

毛决定向江西进军。他和朱德之所以要进入这一翠绿的多山省份是有很多原因的。如果能占据另一个省,就可摆脱湖南共产党的吹毛求疵。朱德在江西国民党中有很多联系(他和他们有过多年的交情)。另外,江西的军队不象长沙和广州的右翼势力那样有钱并有外国的帮助来与红军作战。彭德怀则留下来守卫井冈山。

这次可怕的远征于1月开始,战士们排成…路纵队走在冰雪覆盖的崎岖山路上。四千名战士(其中有一百名妇女,包括子珍),每人只带了半斤炒米,他们满是虱子的棉衣,一点儿也不保暖。胡乱应急的帽子使他们看上去象…群捡破烂的小贩,没有药品,甚至两千多名战士没有枪,只有长矛。

毛现在是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蓬乱的头发垂到肩上。

两次休息后,炒米就都吃光了。这四千人继续跋涉,已有人冻饿而死,如果不打仗,还会有更多的人饿死。当然,如果不能尽快吃上一顿饱饭,很少有人还有力气打仗。他们终于发现了敌人,在离开井冈山的第三天晚上,他们打败了国民党的~支驻防部队,大家饱餐了一顿。

毛的这次进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到达较暖和的南方之前,他已失去了几十名战士。有好几次,红军战士不得不掰下树枝作拐杖扶持着走路。在大余(以盛产钨而着名),毛犯了一个仁慈的错误,他让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在这相对舒适的“绿洲”停留的时间过长,敌人追上了他们,结果损失数百人。

毛和朱到达江西瑞金的一个小镇时,正好赶上过春节。当地驻军正设宴庆祝打败“朱毛共匪”取得的胜利,一派节日气氛。拱凳上的红烛与军营门口的红纸春联相互映衬。樽酒把筷,杯盏交错,笑声不断。

突然间子弹横飞,狂欢者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朱毛共匪”把住了每一道门,他们用枪把所有的驻军赶出军营,然后把他们锁进一个祠堂里。后来朱笑着回忆说:“我们替他们吃完了春节的盛宴。”

不久,毛就在瑞金建立了根据地。自离开井冈山以来,他损失了半数的战士。但他得到了一个实施他的“土地革命战争”计划的机会。在1929年余下的时间里,他逐渐用枪把赣南变成了赤色。

每攻下一个村寨,毛就把它打上自己的印记。他把宣传共产主义的标语贴在墙上,召开群众大会,解释红军的由来和目的,建立人民委员会(苏维埃)。这些委员会有时能存在下去,有时则是昙花一现。

瑞金地区并不象井冈山那样贫穷,毛的日常备用物也较以前多了些,伙食也有改善,衣服也可以替换了,还可以弄到一些药品。

朱毛的军队攻下长汀后,缴获了许多缝纫机。他们用这些机器制做了第一批红军军服——打着绑腿、帽子上缀着红星的深灰色军装。

毛又回到了稻田和青山之中。然而,这一次与二十年代中期在湖南时大不相同。他现在有一块安全的根据地开展工作,而在秋收起义时他所缺少的正是这个。

红军不是革命简单而又纯粹工具,毛不是拿破仑。但红军的力量对革命至关重要,它可以保证革命取得成功。

要是李立三能等到革命时机的成熟就好了。二十年代左右,毛肯定会做到李立三现在想做的事——率领红军开进中国富饶的城市。

这次远征并未减少上海对毛的非难。雪片一样的信件很快就追上了毛,内容都是极左的指示。

李立三仍然只会坐在办公桌旁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六大决议(毛也是如此)。整个1929年,他发出的指令是: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他还命令毛和朱离开军队到上海接受批评。

朱怒气冲冲,毛则神色不变。两个人都违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过他们尽可能对信件表示遵从。过去的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敷衍过来的。

令人惊奇的是,毛从未离开过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当他被讥讽为“胡汉民的秘书”时;在1927年第五次党代会批判了他所坚持的土地政策时;在1928年他被指令离开井冈山时;直到

1929年,及以后的一、两次类似的情况的时刻,他都未退党。

他之所以还留在这个圈子里,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终究会到来。他的灵活机智的工作方法有时近乎机会主义,但是,他要实现的目标一直是共产主义。

进而言之,毛不满足于建立起只包括一、二个省的王国。中国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仅湖南省,在1920年的人口就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的全国人口相等。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需要一支真正的全国性力量。没有共产党,毛和朱不可能在三十年代初就建立起这样的武装力量。

毛走地方路线,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主义的。

如果说毛在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他被看作是一位着名的人物,但他只是居于党的权力机构的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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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茅坪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负责湘赣边界地区的党务工作。在十九名委员中,毛排在第十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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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救星,但他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常常偏离党的路线。然而,毛做了很多努力并多次做出让步以便留在党的机构中。

1929年,毛得了疟疾。这场大病持续了三个月,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江西搞不到奎宁,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才把药送到(共有两个人护送这些宝贵的药瓶,其中一个在半路上被砍了头,另一个总算闯关过卡回来了)。

毛在福建境内的一座草舍里养病,这里距江西东部较远,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傅医生救了毛的命。傅连璋医生是被红军争取过来为红军做事的。在长汀,一位英国浸礼会教徒给他取了个教名叫尼尔森。

李立三路线的影响是毛在江西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朱德在毛生病期间的举动得到说明。朱德好象失去了舵手,开始对李立三半推半就。在“流动游击”喊得最响的时候,他也离开瑞金去“发动群度”了。

谁也不知道毛在听到朱德的这种无益的妥协时有何感受。无论如何,朱德的从命收效甚微。几个月后,他又回到毛的路线上来了。

到1929年末,毛又复出,他已从疾病和对朱德的失望中解脱出来。他准备在福建的集镇古田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支撑在山里的稻草床上,他草拟出时今着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毛象一个杂耍演员,他把几个球同时抛至空中,在较为熟悉的问题上和李立三展开了论战。

他对如何管理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观点,他对一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感到痛惜。毛坚持说:“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是对朱德的批评。一些效忠于党的中央的地方人士对毛是个问题。古田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权力之争。为了取胜,毛巧妙地运用了他钟爱的手段,他开始转向秩序和纪律。

红军已不象在井冈山时那样是一支兄弟队伍,官兵也不再坐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了。有些官长对政治原则似懂非懂,甚至连一点政治思想都没有,却被吸收为党员,只因为他们是官长。毛批评了这种做法,但是,他有时也只得听之任之。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主要强调的是纪律。他批判了

“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官长应允许骑马,司令部应比连队配给较大一点的房子。

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这就象打向李立三和一些年轻留学生的一记耳光。合格党员的一个标志应是“必须没有发洋财的念头”。可如此多的人靠奖学金留学去了,又有如此多的党的领导人到外镀金。把一半的时间浪费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给林彪(当时是春风得意的年轻军官)的一封信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信后来取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写于1930年1月的信,既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又清楚地表明了毛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

这时的毛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革命的希望就象“躁动子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已可触摸得到。是不是毛已开始赞成李立三形而上学的高潮论?而就在此时,李和中央都十分悲观。毛为此责备他们,他的推理比他的乐观主义更具有打击力。

斗争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涨落不仅和自己的力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敌人的力量。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道理。

1928年初,毛一度十分谨慎,因为军阀之间还没有相互残杀,所以当上海命令他多方出击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到1930年,他已敢大胆地行动了。因为这时蒋介石受到两个军阀的攻击,同时日本人也正向中国施加压力。

1930年3月,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抛出了一条荒诞的消息。他们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Imprecorr)上刊登了一则毛的讣告!讣告中说毛死于肺结核,并称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

这一过失并不是克里姆林宫在中国问题上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随着1930年的过去,起始象蛤蟆一样把自己吹得胀鼓鼓的李立三的牛皮也吹破了。他和毛之间奇特的拔河赛摇动了每个人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在江西的成功使他与李立三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尽管李立三为红军逐渐扩大的影响也有所触动。朱毛军事武装(主要是红军第四军)是当时左派在全国范围内最有力的武装。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李转向毛的建立长期农村根据地的思想。他说,“在山里”建立政权纯粹是“开玩笑”。

不管怎样,李确实想利用朱毛的军队来进一步实施他的攻击几个主要城市的计划。他很快就取得了这种权力。

彭将军攻占了长沙,徒劳无益地坚守了十天,最后被赶了出来。贺龙将军(他的生活不久就和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被派去攻打武汉,但他没拿下这座大城市。

毛和朱的目标是南昌。他们徒劳地占领江西省府24个小时*,工人没有起来,国民党没有垮台,军阀的军队也损失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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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有误。朱毛红军从未占领过南昌。——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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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从进军南昌的失败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李立三的路线已彻底破产。*

* 离开闽赣边界去攻打南昌之际,毛对这次出征肯定也是心存疑虑。离开长汀时,他在一首词中写道: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既无百万,也很难说得上狂飙,另外,一支外国歌曲真的会使毛感慨万千吗?

但是,失败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李又玩弄了一个伎俩。长沙失利后一个月,李告诉彭德怀再试一次,并命令朱和毛也参加这次会战。红军人数已超过两万,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毛带领队伍进攻了十二天,但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大炮和军舰……。

毛放弃了战斗,没有服从李的命令(带着彭和朱)。他用实际行动反对李,又回到了赣南。

李立三垮台了。两个月内,他失去了党内一切职务。和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莫斯科,挨训受责,继而进监狱。

进攻长沙的后果是导致开慧和毛的继妹被杀害。他的两个儿子被救了出来,但毛直到很多年后才见到他们。他家的土地被国民党查封,更甚的是,他们还掘毁了他父母的坟墓。

毛再也收不到地租了,这位“红乡绅”再也没有静修的好去处了。毛在井冈山和江西没收了许多地主的财产,现在他才知道被没收财产的滋味。

难以理解的是,毛颇欣赏他在韶山的名望。后来他向埃德加·斯诺谈及他在韶山的形象时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他指的是三十年代早期。这似乎有点儿自鸣得意。

毛接着说;“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田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毛总是感觉到,那个靠得住的乡土世界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李立三的主要批评者并不是那些受他迫害的人,而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一伙新人,他们揪住他不放。毛已看清了自己的前途,他又有事情于了,要与一伙新的对手——28个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这“28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一群左派中国留学生,他们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因为他们站在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上。他们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导师就是校长维克多·巴威尔·

米夫。米夫同时还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得力顾问,因此,他不久就从大学的校园来到了上海的小巷,成了三十年代初期的鲍罗廷。

28个布尔什维克除擅长理论外,对其他事情一窍不通。的确,他们都缺乏经验,其中的两位佼佼者——王明和博古,在1931年取代李立三掌管党中央时都只有24岁。

他们俩和毛除了都是中国人之外,很少有相同的地方,王明出身于地主家庭,性情温和。博古的父亲在清朝时曾当过县令。两人都曾是上海大学的学习尖子,又同时在十几岁时就离开中国去苏联学习(毛在十几岁时还没有离开过湖南)。

他们于1930年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出人意料的是,

1931年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他们俩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米夫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好象是欢迎王和博的回国,毛写了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文章主题是论述“山沟的马克思主义”和在莫斯科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毛提出的口号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一时期,是毛自1926年以来日子最好过的一段时间。李立三已被清除,中央开始对农村工作有些好感,尽管当时的党中央远在上海的法租界内。毛在1930年9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7年以来的第一次)。

以毛为政治首领的江西根据地工作进展顺利,到1930年底,根据地的面积已扩展到一万九千平方英里,管辖人口三百万。几次攻打城市的惨败进一步提高了江西和其他红色农村根据地的声望。

李立三的“玩笑”变成了现实。许多党的高级官员来到了山里,党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国的临时政府,这样就使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视具体化了。在李立三以后的政治氛围中,毛必然就成了中共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与李立三进行了三年的斗争,现在,毛不得不应付这一斗争遗留下来的一个棘手问题。李立三在江西的追随者们不欢喜毛和他的思想,并密谋反叛。其中有些是渗透进来的AB团分子

(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团”)。国民党搞AB团的目的就在于向中国共产党渗透。

毛得到警报后,迅速行动,在富田囚禁了几个反对他的领头人物。这一行动将反叛推向了高潮,几千人赶到富田企图释放被关押的人。几千名武装战士参加了这次长达几个星期的战斗。这是共产党阵营内发生的第一次重大事变。

毛赢得了胜利,但他没有因取胜而变得宽宏大量。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治病救人”的内部斗争方针,他杀了成百甚至有上千的人。如果说这个事变使毛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受到爱戴,但却使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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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团非反布尔什维克团,富田事变有着特殊的环境,对其处理毛确有失误之处。——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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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个自称是毛的老同学的人拜访毛,他是毛在东山高小时的同学肖三。肖三已与共产党人心心相系,(他与爱挑剔的哥哥肖子升不同,肖子升曾随波逐流地加入国民党,转而退了出来,后又去了欧洲献身文化事业。)当天晚上,毛邀肖三谈了很久。

他俩谈到了如何教文盲识文写字的问题。这次交谈仿佛是毛开始戎马生活之前的回声,然而,也预示了他拿起枪之后的生活。根据地的稳固发展使他能再次考虑作教师的问题,教育别人是他的癖好,他要重操旧业。

毛领导下的江西政权开创了一个自由时期,人们可以象寄一封信那样为追求感情的自由而随意离婚。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生儿育女也不能做为维系婚姻的纽带。

毛的婚姻自由政策和他奉行的其他政策一样,是带有革命精神的。在旧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结婚并非一件易事。毛在江西调查时发现只有10%的游民和1%的长工能找到妻子,他对此大为震惊。而且在旧中国,离婚几乎不可能,对妇女来说则根本不可能。

毛的新法律实施后,出现了一派结婚与离婚的繁忙景象。姑娘们把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当做婚姻管理局,她们等在那里,直到那些不耐烦的干部为她们找到男人才罢休。

有些夫妻即合即离,朝秦暮楚。

有些青年团员在“向封建主义开战”的名义下,胡乱地发动所谓自由婚姻运动。

1919年,长沙的那位新娘自杀后,毛也撰文提倡“恋爱自由”。然而,当新旧思想交战时,毛选择了中间立场,这一点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出发点。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婚姻生活的幸福,而反对无节制地纵欲、早婚、独身和其他异常行为。

他的有些政策定得比他许多同事所希望的要严厉。他不同意将男子的婚姻年龄降至20岁以下,女子降至18岁以下。他坚持红军战士的妻子,只有征得丈夫的同意或是两年得不到丈夫消息的情况下方可提出离婚。*

老百姓的妻子可不受此规定的约束。这种区别也预示了毛在延安时对结婚,离婚和性的问题进行限制。三十年代末,首要的问题是抗日。因此,毛在这方面采取了强硬的政策。

他的婚姻政策使普通农民自由地结合,但他也不赞成二十年代一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提出的在性生活方面的“一杯水”观点。他认为应给农民保持自己传统习俗的一席之地,而不可过于轻率地处理男女之事。

这一点很合毛的性格,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胆的社会实践是件令人激动的事,而且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或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他在完婚之前就同她们生活在一起——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定地保持下去,直到外部因素促其发生突变。

毛在江西时制定的《婚姻法》完全反映了他的经历。两个人开始同居就视为“结婚”,不管他们是否已领了证书。这样就消除了私生子的概念,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化。同时,毛制定法律的宗旨是要把稳定的家庭式爱情作为所有人的规范和权力。

毛的革命最终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然而,人的行为规范并无多大改变。

蒋介石正准备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李立三向蒋的城市发动几次进攻之后,这是以牙还牙。

然而,却是朱和毛与发怒的蒋对峙。从1930年12月至1931

年7月,他们共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他们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采取灵活的战术,诱敌深入(把国民党军队引到他们不熟悉的山里),以置换空间这种方法,毛掌握了时间的主动权,他看着敌人逐步分散兵力,一旦发现敌人有明显的薄弱环节时,就集中所有的兵力围歼,他称这种战术是“以十当一”。

由于灵活的战术使得毛的军队能够利用与当地农民的鱼水关系,并使他那众多的军队能简装行动。在第一次“围剿”中,蒋介石投入十万军队对付毛的三万人;第二次,蒋把人数增至二十万,而毛的队伍还是三万;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飞到武汉,亲自督战,指挥着三十万兵力,而毛的军队则只有蒋军的零头。

反“围剿”的胜利是毛多年来最辉煌的一页。上万名国民党士兵最后倒向共产党一边,许多国民党军官被击毙,毛只损失很少的战士。朱毛军队缴获了大批枪支,他们在战利品中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也不知怎样使用这些玩意儿,这就是无线电发报机。

1931年夏,毛抒情至极地填了一首词,对其令人激奋的内容来说,《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个题目似乎平淡了些。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唿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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