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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人物传记 > 《毛泽东传》在线阅读 > 正文 第五章 奋斗(1927-1935) 奋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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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作者/编者:罗斯.特里尔

奋斗(4)更新时间:2018-10-02

 毛和朱有可能击退蒋介石,但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是另一回事了。1931年对毛来说是喜忧参半,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成功,但他在中央的处境却是十分不利。

由于当时异常的环境,毛也就有了自由行动的可能。共产党总部远在上海,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又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它曾一度成了自由王国,在很多方面偏离了党的准则。1931年,紧张的军事气氛,更加强了它的自主性。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印证。这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共有610名代表。开幕式于1931年11月7日清晨举行,这一天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纪念日。

28个布尔什维克给这次大会以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脆弱的政权可望包括有华南地区多半很少的几十个苏维埃),这是毛当时的最佳头衔。他成为了一个政府的首脑,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不知道这一政府,也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毛身边还有两位副主席,张国焘是其中之一,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与毛合不来。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取得莫斯科同意后,决定巩固在中央的正规统治。1932年,他们开始了计划中的下一步,中共中央由上海搬到了江西,这个最富有生气地显示共产党的精神的地方。

“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毛后来抱怨说@。

28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毛的什么呢?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和土地政策问题。在落后的中国,要靠枪杆子和农民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思想还是土地政策方面与李立三的本本主义都没有多大差别。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只不过是一名农民游击战士,他的军队已被游民思想所腐蚀。他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是忽视了根据地的占有。“夺取主要城市”他们叫喊,仿佛1927年和1930年的惨败没有发生过似的。

总之,28个布尔什维克将毛看成是《水浒传》中那样的农民反叛者,而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

在江西,毛根据人民战争的要求调整了他的土地政策。“鱼”

需要“水”,没收财产要谨慎从事,不要与中农为敌。在共产党的修道院里长大的28个布尔什维克,伸出优雅的手轻易地抓住了把柄,毛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28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十年的历史似乎毫无记忆,那段时间也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创伤。另一方面,他们所说的也不是假的,他们的批评有时是有很好的理论根据的。

毛确是把一些封建主义色彩(例如,家族政治)绘入了治理农村的蓝图。毛还不精通马克思和列宁,头脑中还残存着一些《水浒传》的思想。

甚至在语言的使用上,毛也和28个布尔什维克展开论战。他认为简单地将“Soviet”(苏维埃)和“Bolshevik"(布尔什维克)直译过来,普通农民根本就不懂它们的含义是什么,许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一个人的名字,“布尔什维克”,更是象刀叉一样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毛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他还找到了一个有具体意义的词来代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

但是,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毛这种做法恰恰证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把握得不准确。

1933年,毛被解除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尽管他还拥有他的政府头衔)。此时,蒋介石调集了不少于四十万人的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但毛已不是此次反“围剿”的负责人。

周恩来负责这次反“围剿”,1932年8月(译按:应为10月) 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取代了毛的职务,成为红军总政委。

在这些年中,周没有站在毛的一边。他相信阵地战,他认为这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觉得毛行为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他俩曾言词激烈地展开过论战。@当然,周并不象毛那样强烈反对28个布尔什维克。

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周在28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毛朱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呢?但无论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更加孤立。他的

“胆怯的游击主义”也因此而被看成象自动化时代的纺车一样落后。

1933年4月,反“围剿”胜利后举行了一次会议,它把毛的军事威望打入了地狱。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的疟疾又犯了,再一次遭受挫折而卧病在床。

那位基督徒医生赶了来并命令毛住院四个月,但他恢复的比这要快。不久,他就责备傅连璋医生为他受用的过奢伙食。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一下轮到这位医生看起来象得了疟疾。傅回忆道:“突然,我的脸红得象只胡萝卜。”

毛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过东西,1933年,他写了几年来的第一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涉及经济问题。自从把军事指挥权丢给周恩来后,毛就象生手一样热情十足地将自己投入到基层工作的研究之中。

他骑马巡视苏区,核算收获的粮食,组织贩盐队到国民党占领区走私必需品。他又开始聆听农民的声音了,自离开井冈山后他很少这样做。

中央发起了扩充红军一百万的运动(1933年初还不到五十万人)。每个根据地周围都筑起了土墙,称为“铜墙铁壁”。毛指出,这样扩红会夺走农田里的劳动力。他还认为,这些土墙会使红军陷入阵地战。毛在~篇谈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人的入侵再次给中国罩上了阴影。就象乌云遮住了太阳一样,它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置于一种奇特的光线之下。他们究竟是为何而战呢?难道它比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重要吗?

“满洲事件”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东京借机第一次踏上了它巨大的邻邦俯伏着的躯体。它的最初后果是分散了蒋消灭红军的注意力,而它的长期影响十分深远。

毛的民族主义思想丝毫没有减退,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向农民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提醒农民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是他们与洋人勾结企图从外面打开统治中国的大门。

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好笑,苏区以外很少有人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十年之后,这~说法就显示出其英明之处。毛和朱于1932

年4月对日宣战,但是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一个日本人,他们所控制的中国人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法令只在九百万人口中生效)。

毛确有远见。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重复苏联的革命,而好象是江西的山沟里发生了“又一次十月革命”。

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力只能是谋划此事。中央还没有发表任何抗日宣言。实际上28

个布尔什维克从未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成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杰出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人打仗而不是围剿共产党,他向共产党派出了密使。

而中共却举棋不定,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反叛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并兼怀敌意。王明在莫斯科谴责蔡说:“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帮助蔡之前,蒋已用计铲除了英勇的十九路军。

毛肯定同情蔡。他希望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它包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爱国人士,只要他不是反动派。1936年,毛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团结蔡是错误的。

然而,毛并没有为了蔡而使自己陷于窘境。实际上,他曾尖锐地批评蔡企图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路线”。而更主要的是,要反对对蔡战而胜之的情绪潮流,毛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再说,没有胜利把握他是从不出击的。因而他只好随波逐流,这是一段使毛回忆起来会感到不安的插曲。

1934年1月,毛来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尽管已有名无实,他还得来主持会议的开幕式。会堂里挤满了一千名代表,装饰着红红绿绿的旗帜。他看到一幅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声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毛作了一个简短的、毫不说明问题的讲话。大会的所有决议都已在提前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而在中央会议期间,毛要么缺席,要么难起什么作用。

此时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但是毛只能做一名旁观者。这次“围剿”的方案是由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彻底消灭共产党,求助于希特勒,两位德国将军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成了蒋的军事顾问。28个布尔什维克控制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急切地求助于外国人,这次反“围剿”由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直接指挥,他是共产国际赠送中国革命的最后礼物。

这次代表大会被王明的盲目乐观主义思想所笼罩,因为当时布劳恩指挥的几次战斗还不算太坏。毛只好保留自己对阵地战的怀疑。他主持大会时就象~只落了毛的凤凰,谁也不会为大会解除他的主席职务而惊讶。但是,他竟没有被选入他已负责了三年的政府(人民委员会),这对他太残酷了点。

蒋开始实现困扰了他三年的“围剿”目的。一旦敌人进入大门,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场恶梦。因之布劳恩把领地看得比军队重要,而结果必定鸡飞蛋打。事情偏偏这样发生,它暴露出“阵地战”的愚蠢。

1934年的春天并没有给瑞金带来欢乐。

冯·西格特将军构筑碉堡,并用公路将它们连接起来。这一战术奏效了,因为中共也选择了把自己的军队固守在防守阵地上的战法。这便使兵力太弱而且装备低劣的共产党的军队失去寻找敌之薄弱环节、灵活机动地对之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被困的、给养不足的红军有效地实行经济封锁。

到8月,中共原来控制的七十个县只剩下六个了,甚至连长汀也落入国民党之手,许多红军将领战死沙场。

毛对此无能为力,终日闷闷不语。他处于如西方人们说的那种被“软禁”状态。

自1934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于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的草房里。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闲谈。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艰苦的岁月,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了。他们受用了一顿。

毛和他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啜饮着酒。当话题触及到令人留恋的往事时,毛对这位老部下叹道:“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试着回到书本中去,他杂乱地记着笔记,他赋写忘情于山水的诗词,他还教他的警卫员识字。然而,听到山外发生的事情,他无法安宁下来。他又一次在交厄运的时候病倒了。

他高烧达华氏105度,这一次的疟疾发作几乎和1929年的那次一样严重(尽管博古把毛的病称之为“外交病”)。从8月一直到9月底,他一直卧床不起。当疟疾加重时,又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当时肯定想到过自己是否还能恢复过来。

厄运与整个夏天同在。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一天,傅为毛炖了一只鸡。毛拒绝吃——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他拒绝吃鸡。一种职业的习惯使他乐于接受那位军官送来的鸡,而不愿要傅医生为他准备的鸡。他让傅医生把鸡吃了。

毛从医生的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当他于9月底离开于都时,他发现外面世界乱得无法收拾。然而,这种混乱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他似乎觉得自己使中国摆脱了“共产主义灾难”。共产党决定放弃江西。

毛觉得这样做是“惊慌失措”之举,但这是博古和布劳恩决定的。红军余部开始向西北行进,希望与贺龙在湖南领导的苏区会合。

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而感到窘迫不安,所以毛又悄然回到为指挥撤退而组建起来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一个小小的转机。至少,毛应比几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责。

红军就象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失舵的小船。十万人(还有几百名妇女)的队伍毫无目的地走着,一定有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却在伺机开小差。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以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来指示,告诉中共撤离江西。

毛带了每人都备有的三天的干粮,还带了一匹马,——这是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利品,外加一把雨伞和一捆书。

在同事们看来,带公文包是毛的标志,小包里通常装有文件和地图,但这次他却没带。这一点很奇怪。周围的人认为,这说明毛仍很悲观。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掌握大权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包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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