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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这一生》 作者/编者:少华 游胡

第15节:这是一次血的教训更新时间:2018-10-21

 去闽中的二、三纵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折回闽西。……在上杭,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军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要求主席回来,在大会上有很强烈的反映。以后,主席回来了,听说是坐担架回来的。主席回来后发了一封告党员干部的信,批评了某些犯错误的人及其错误主张。

但是部队的行动问题,仍然不听主席的意见,仍然按着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又把红军的三个纵队拉去打广东的梅县。二纵队在广东边境打虎头沙时,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在汀州,我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宣传科长。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手写口问,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村,主席亲自主持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军队的建设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发生过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朱毛之争也不过是他们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在朱毛之争中,林彪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对林彪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林彪也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28年5月,林彪自从登上井冈山以后,眼见敌强我弱,环境险恶,前途渺茫,心存许多疑虑。担任了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他还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

罗霄山脉高耸入云,红色区域与外界隔绝;还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部队中流行着一种内含悲观的拼命主义。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的前途时,他们便把两眼瞪圆,不无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

一种黯淡和悲观的气氛如同山中湿雾在井冈山蔓延散开。有的干部们就私下议论起“红旗能打多久”和“井冈山要守到何时”等问题。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

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坦诚地写道: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即令如此,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他那“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的信念,他要朝着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1929年就要过去了。在岁末“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对于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清楚它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写道:

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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