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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一章 接受启蒙:从观察“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更新时间:2018-09-19

 我1931年5月8日出生在山东威海。那一年九月,发生“9•18 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

我父亲叫戚以峰,他小时候读过一点经书,因家道没落中断学业之后,为了生计做过多份小职业,先是到乡下购进蔬菜进城贩卖,后由祖父 托人进金山顶中学做校工,继后到芜湖市米行打工,再后由四姨父介绍到英国船上当海员,最后落脚上海,在一家报关行做小职员。我母亲叫丛秀梅,她是我爷爷一个好友的幺女,1930年嫁给我父亲时不到17岁,她一过门就管起家里的一切,包括奉养那时已经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公公,即我的祖父,直到他1941年去世。我母亲身上有山东妇女礼让温顺的传统美德。

我祖父叫戚心海,他是晚晴最后的生员(秀才),也是我们家族最有学问的人。他1929年中风瘫痪,养病在床。祖父兄弟三个,他是老大,他的二弟早逝,他的三弟,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后来做了戚家小祠堂的管事。我每年都要随祖父那辈人到戚家小祠堂向着戚继光的神像祭拜,从他们那里听到了我的先祖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故事。

祖父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不能照顾我,母亲又要操持家务,也没有多少功夫管我,祖父就自觉担负 起从文化上教育我的责任。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常到祖父的病炕上翻跟头,他就把我抓住,给我讲故事,叫我背书,背《四书五经》里的名言,又教我读书识字,在我四岁多的时候就教了我大半部《三字经》,不到五 岁又教起我《周易》、《诗经》,还教我唐诗宋词。法国思想家、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实际提供者卢梭,是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开始读书的,我则是这样地在我祖父的病炕上开始接受启蒙的。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他讲解我也还 是不懂,当时对我有诱惑力的是摆在那里的点心,因为只有背书背对了才能吃到点心。祖父原来是要走科举的道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科举这条路断了,他只能在威海清华银楼做账房,挣钱,养家糊口。

我孩提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是那次在海边玩耍,看到一大群人“海祭”,却不明白他们干啥。那是在我大约5、6岁的时候,我跟几个小伙伴到黄海边玩水,看到一些老人在海边点香、烧纸、撒酒,还向海里扔白馒头,一边扔 一边哭。那时候,白馒头珍贵得很,贫苦的人家是吃不起的,为什么要把它们扔到海里去呢?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里观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回家后,我问祖父,祖父听了后,叹着气说:“哎,都四十多年了,还有‘海祭’!”我问什么是“海祭”,祖父就向我讲了甲午海战的事,说威海的水兵与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死在大海里。那之后,威海的乡亲百姓,每到过年和清明,都要到海边去祭奠那些战死在海里的水兵。早几年的“海祭”一来,刘公岛对面海滩上,香火缭绕,人群密集,慢慢的,年代久了,“海祭”的人就少了。

祖父讲的事,我不能都明白,但幼小的心灵却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可以说那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播种。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海祭”再起,说明威海老百姓有了日本人又要来了的不祥的预感,祭奠亡灵,是在控诉日本当年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在呼唤抵抗侵略、保卫海疆的战士。

我小名戚英科,大名戚镇东,1936年秋入小学读书的时候,祖父按家族宗谱给我起学名戚本玉 (我是本字辈)。我因为有祖父给的学前启蒙教育,一入学就成绩不错,在全校联考时考得一年级第一名,得了校长亲自颁发的奖励。不料,第二年,“海祭”预示的事情就发生了,日本人占领了威海,威海百姓再一次遭受日本人的凌辱,学校也被迫停课。停课前,老师领着我们学生在国旗下宣誓:永远爱我们的祖国。校长也来讲话,说现在日本人下地了,占领了威海,我们不要忘记祖国,要学岳飞,学戚继光,要抵抗到底,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我虽然小,却对校长讲的这几话记忆特别深刻。可是,国民党的军队没抵抗就跑了。所以,从小开始我就对国军没有好印象,觉得他们没有保卫好祖国。不久,日伪的教育局派了另外的校长来重新开课,校长变了,教书的都还是原来的老师。

那一年戚氏大族长在戚氏宗族大祠堂里召集会议,要各家嫡长子都去参加。我爷爷是长子,瘫痪在床去不了,他的长子,也是独子,就是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也去不了,我爷爷就让我小爷爷领我去参加了。在大祠堂里,我按照小爷爷的教导,先随着大人跪拜祖先戚继光的塑像,然后就听族长讲话。族长说,日本人下地了,我们大家都要有准备,日本人会找我们戚家麻烦,我们家族跟日本人是世仇,几百年的世仇,双方都忘不了……,戚家每个人都是我们祖先的子孙,不要给祖先丢脸,不论日本人怎么打你,你都不能投降,特别不能给日本人当汉奸,帮着日本人祸害中国人。姓戚的当汉奸,就不要姓戚了,就不是我们戚家人了,戚家的人都可以骂他、打他、杀他。你们不敢杀他,就把他绑到祠堂里来,由我们按家法处置。族长还说,你们的子女能参军打日本的,就去参军……。

那时候,我一听说要杀人就挺害怕,开完会我回来就跟我妈妈学说族长的话。妈妈说,族长讲得对。我说他要杀人,妈妈就给我解释,族长要是不凶,允许人去当汉奸,那就要造大孽呢,是要凶点。妈妈的话,我似懂非懂,稍大一些之后才明白有些坏人是要杀的。

但日本人来,不是为报与戚家的私仇,而是要中国人为他们当奴隶,要占领整个中国。但族长的讲话对于戚氏一族的人来说是真有用的。因为有几个年轻人听了之后就去参军了,后来在威海也确实没有姓戚的当汉奸。我的表兄谷源臻 (军人)还告诉我,解放以后在威海找汉奸,也没有找到姓戚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人开始逃离上海。那时祖父已去世,父亲担心英国跟日本宣战,又惦记妻子、儿女,就通过清华银楼汇来一笔钱,叫我们赶紧到烟台乘英国船去上海,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英国商船到上海已受到限制,随时都可能停航。清华银楼当时是威海最大的银楼,我祖父在科举废除之后,弃文从商,就是转入这个银楼经营金银珠宝。所以银楼很负责任地把父亲汇款的事通知母亲,叫母亲去上海。母亲对父亲的决定很高兴,从银楼拿到钱后,就把家里的东西能变卖的变卖,能送人的送人,告别亲友,带着我和两个妹妹乘长途汽车到烟台,再乘英国船去上海和父亲团聚。

在威海到烟台的长途汽车上,我因晕车,半路就呕吐了。当时,沿途常有抗日游击队活动,汽车上有日本兵押运。我一吐,一个日本兵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小孩是霍乱的传染大家”,要赶我下车。我母亲一个劲地哀求。车上乘客知道那不是霍乱,也帮我妈妈说话,我才没有被赶下去。不然,后来的一切,包括加入地下党、到中央工作、十八年牢狱,可能就都不存在了。

我们是1942年春夏到达上海的。到了上海后我就在西城小学读五年级。我受祖父的影响,关心天下大事,喜欢看书,到了大上海,就想看更多的书。我有个老姑也在上海,她告诉我,在胶州路附近有一座儿童图书馆,那里有很多书,学生可以去看、借书。我找去了,发现那是一座光线明亮的小楼,藏书很多。后来我放学以后就常去,不但在那里读书,还经常从那里借书,文学、历史、地图和自然科学书籍,只要我有兴趣又觉得能看懂的,就都看、都借,沉迷其中,不知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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