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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九章 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更新时间:2018-09-19

 1.大跃进中,中南海里也建起了三座小高炉

2.从“共产风”、“浮夸风”到“高指标、高征收''

3.毛主席根本就不相信报上的“卫星”:亩产万斤粮

4.到四川种试验田

5.与劳动模范罗世发的谈话

6.给毛主席写《关于四川新繁县即时生产真相的报告》

附录: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

 

1、大跃进中,中南海里也建起了三座小高炉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中南海里也不例外。刚刚从“八司马事件”中被毛主席解放出来的我们,那更是热情高涨,干劲冲天。我们响应党中央大炼钢铁的号召,夜以继日地在中南海里垒起了炼钢的“小高炉”。那个时候,在中南海里面一共垒起了三座小高炉,其中一座是机要室垒的,一座是我们秘书室的,还有一座是后楼研究室的。

老实说,那时我们对如何炼钢,产(实)际上是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就是冲着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一定要把钢炼出来。我们一面看书,按照中国古代的方法去炼钢;一面请冶金部冶金研究所的同志来跟我们上课。炼出了一块钢之后,马上就拿到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去化验,看看是不是合格。人家看到是中南海送来的,当然不敢怠慢,就一次次地给我们化验。而当时我们是连一点成本的概念都没有的。

朱德,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都到我们小高炉旁边来看过。他们都竖起大拇指,赞扬我们干得好。

毛主席也来看了。但我发现主席看了之后就只是朝我们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心里就想,主席对我们这样的做法明显的是不赞成的,不然他一定会表扬我们的。可他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批评我们,他这是不愿意打击我们的积极性。主席对群众的积极性从来都是很注意保护的。说实话,我很能理解后来庐山会议上人们对彭德怀的愤怒心情的:别人都在没日没夜、拼死拼活地干,你什么事都没有,到头了却过来说风凉话。

白天,我们仍在秘书室上班,处理各地的来信。那时我们所收到的信件中,最多的就是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的捷报。而在来信中提出反对意见的很少。

我记得很清楚,上海的一家工厂制造出了我国第一辆小轿车,把它开到中南海来展览。那是了不得的事啊,解放前我们中国连一辆完整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现在不但生产出来解放牌大卡车,而且连小轿车都造出来了。中南海的人都去围着看了。我看那轿车的外壳好像还是人工打造出来的。杨尚昆也来看了,经过了“八司马事件”,他和我们的关系明显地改善了,他也时常到我们中间来走走了。他对我们说,将来你们也可以去买—辆,开着车来上班多好。这事当时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可他说,你看人家苏联,青年人都是自己开着车去上班的。我说,要买那也是杨主任这样的才能买。他笑着说,我不用买,我有公车。除非等我退休了,才会去买。

应该说,大跃进所激发起的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也确确实实的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虽然说那时有好些事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它确实是鼓舞着人们,在很多领域里创造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迹出来。我们国家好多东西(包括原子弾、导弾事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起步的。

现在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大部分都为了找些可以用来攻击毛主席、攻击共产党的东西。真正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的却不多,即使有也多是不让发表的。

群众的热情中带有盲目性,这是不奇怪的。问题是在这种群众热情的背后,却隐藏着由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而刮起来的“浮夸风”。这才真正是要命的。

2、从“共产风”、“浮夸风”到“高指标、高征收”

从刘少奇这个人的历史来看,他一直是忽左忽右,在左、右之间摇摆不定。解放初期,他对合作化所持的消极反对的态度,和提出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都被毛主席批评为右倾思想,并且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可是,到了1958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刘少奇却又表现得非常起劲。这可能与他即将就任国家主席有关系,新官上任,总要做点成绩出来。他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你去看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和他在大跃进期间到各地的讲话,好些话简直就是在说胡话。

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处理“炮轰金门”这件事上面去了。所以刘少奇那时实际上已经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了,因为他即将就任国家主席,所以跟着他后面的人,上上下下都有一大堆。

在那个时候,刘少奇讲了很多过头话,例如,“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刘少奇的原话,由于他是在一线主持工作的,这些话到了下面,就成了刮“共产风”的源头了。他还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什么“男女分营”,要把一个个好好的家庭都拆散,夫妻俩只有在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其他时间都要分开住。好些地方都已经按照他说的去实施了,可这样一来,就弄得怨声载道,严重地影响了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极大地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事实上,这连他自己都不会真正拥护的。陈秉忱告诉我,毛主席对刘少奇的这个主张是很反感的,说他自己和王光美就分不开。根据刘少奇说的,在中南海里一度也酝酿起了要取消家庭。说中南海有很多大屋子,男的可以住在这里,女的住到那里。这样一来,搞得我们也都是人心惶惶的,整天担心着自己的小屋会不会给收回去啊。如果收回去了,那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这话如果是别人说的,那可能大家还不会太在意,可那是刘少奇的讲话,你能不把它当回事?

陈伯达那个时候也跟在刘少奇的后面,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取消货币和商品,还说通过“穷过渡”也能进入共产主义。他的文章一出来,就马上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取消货币、商品,那你公社就可以共大队的产,大队共小队的产,穷队共富队的产了。这就是所谓的“一平二调”。后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把它比作是“青抢红偷”的“青红帮”。

然而在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的饿死人就是和这个“浮夸风”密切相关。

“浮夸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放粮食高产的“卫星”。而那些所谓“高产田”、“亩产万斤”的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刊登出来的。邓拓当年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而邓小平则是党内分工主管《人民日报》的。当时,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而毛主席又是怎么讲的,当年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当时还印成了书,在全国发行。

刘少奇到下面去视察,说他现在不是担心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没有地方放了。人家报亩产已经达到上万斤了。刘少奇还问人家,能不能比一万斤再多一点。这种话当时都是刊登在报纸上的。

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也浮夸得厉害。还有几个大区的书记头脑也都是比较热的。河南,山东和安徽这三个省都在相互“别苗头”。你报亩产几千斤,我就一定要超过你,要上万斤。你搞了上万斤,我要不搞上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了吗?那我就要报得更高。这到后来就迎一贴常识都不讲了。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你就连麦秆一起称,也没有那么多的。

当时东北地区还是比较稳的,没有怎么瞎报产量。1958年9月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增产20-30%,邓小平就批评说:别人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把当地的领导骂得灰头土脸的。他这话就登在1958年10月的《人民日报》上。

邓小平那次去东北视察,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时被一个不知什么的虫给咬了,手臂肿的很厉害。田家英回来跟我说,邓小平下令,让医院一定要给他治好。田家英为了这事非常感激邓小平。不过田家英也说,邓小平虽然是生在农村,但他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从来就没种过地,农业上的事他根本就不懂。

据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当时各个地方也有不少人是反对搞浮夸的,可他们却都被认为是思想保守而受到批判,有些甚至受到处分。最典型的像安徽的省委书记曾希圣,他不但搞浮夸搞得厉害,而且他底下的人都不能反对他,谁反对他,他就说人家是右倾,反党,就把人家打下去。换了一批人上来,还是反对他,他就再把人家打下去。这样几次一打,还有谁敢再反对他。毛主席开始对他还挺相信的。山东的舒同搞浮夸出了问题,主席就让曾希圣去把山东也管起来。可后来一了解,曾希圣的浮夸比舒同还厉窖,就叫他不要再管了。下面对曾希圣的意见也反映到中央来了。刘少奇说,这个人曾经对革命有过特殊贡献的,除了毛主席,谁对他有办法?河南的吴芝圃吹牛也吹得很厉害,他也整了很多反对他吹牛的人。

“浮夸风”所引起的粮食生产的“高指标”,直接导致了1958年秋季粮食征购时的“高征购”政策的推行。你报了一亩地能打两千金粮食,那征购50%、就是一千斤。结果你实际上连一千斤都达不到,那征购以后,农民就颗粒不剩了。

3、毛主席根本就不相信报上的“卫星”:亩产万斤粮

林克在大跃进时期,一直跟着毛主席到各地视察,他对这一时期主席的情况很了解。那次他随主席一起从天津参观回来,我看到报纸上登出来的那张小孩子站在麦穂上的照片,就去问林克,报纸上所说的事情,他到底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能想象把那些麦穂堆在一起,是很匝实的,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但那并不是自然生长的,是人为地堆出来的。我问林克那是不是真有万斤粮呢。报纸上说,主席在天津问了:真一万斤吗?真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么办?林克告诉我,主席这样说,就是不信这个万斤粮,怀疑万斤粮的。主席说了这些话之后,就叫林克他们去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事给弄清楚。林克他们下去一了解,原来那是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的时候,半夜里把好几亩田里的小麦、稻子都挖出来,把它们都集中到一亩田里,然后浇上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地几千斤的,但是一万斤是没有达到的。他把了解到的情况照实都告诉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说:原来是这样的。林克还告诉我,当时主席特别关照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千万不要跟着去瞎说。

毛主席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两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

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也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拜农民为师。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4、到四川种试验田

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惠和我 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同去的骆文惠是来自四川重庆的一个姑娘,她是二科的科员。李学谦是三科的科员,来自河南,也是一个女同志。我们一行来到了四川省新繁县的大丰人民公社。

我们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队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队,但因为他经常要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骆文惠去了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她毕竟是个女同志,一个人搞实验田有困雏。李学谦又在一个中队,她倒是也搞了块实验田,但规模没有到一亩。

我小时候在农村呆过,我姥姥是个贫农,那时我常帮着姥姥在田里干些农活。虽然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一亩小麦能打一百多斤,顶多两百斤就很不错了。现在,毛主席要我们来实地做调查,我是很高兴的,我心里也很想搞清楚,在一亩地里究竟能生产出多少粮食来。尽管在农田里劳动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种水稻,两条腿泡得黑乎乎的,时常还会有蚂蝗爬在你腿上吸血。

我种的试验田是在新繁县崇义乡大丰公社第四中队的第六小队。听说我们是中央派下来的,当地的干部都很积极配合。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来种水稻,他们就给了我一块最好的稻田。说是一亩,我不放心,就自己去丈量,宥六百六十多平方米,差一点就是一亩。另外,我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代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对水稻不懂,尽管小时候也在地里劳动过,可真正对农活却还是一窍不通的。于是我就从耕田开始学起,农民教我怎么套牛、牵牛、架犁、扶犁。一开始我觉得这挺容易的,比我写文章找材料容易多了。可实际一干,就出了洋相。那农田下面的土层其实是不平的,不同地方泥土的硬度也不一样,因而是有深有浅的。所以扶犁的时候是有讲究的,碰到硬一点的地方,要把犁尾压一压,把犁尖翘起来一点,或者把整个犁往上抬一下,就能过去,否则就拉不动。可我开始并不知道,看到前面的牛停下来不走了,还以为是牛偷懒,我挥动鞭子就往它身上甩,想吓唬它,让它快走。那牛被吓了之后,就一个使劲往前冲,一下把犁都弄断了。前面我嘴里还哼着小调,一付很得意的样子,忽的就叭嗒一下摔到在田里,弄了个嘴啃泥。田边上看着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非常狼狈。边上的老农看见了就赶紧上来把我拉起来,看我全身都是泥,赶紧带我去附近河里洗了洗。再回来一看,犁也坏了。那犁可是农民的宝贝,当时这样一副犁要四十多块钱。我忙说由我来赔,当时我的工资也就一百来块,这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是一位公社来的干部说,上级有规定,你们干部下来劳动,损坏的农具都由公社负责来赔。我现在想起这事来还是觉得挺内疚的。

换了一付犁,我想再给牛套上继续去犁田。可那牛是会记仇的,它死活也不让我套了。这时老农民对我说:你要拍拍它的马屁才行。我问,怎么拍牛的马屁呢?他就教我,你去弄点它喜欢吃的嫩草来喂它,喂的时候要让它看见是你喂的。你一边喂还要一边向它作检讨,说牛啊,对不起,我让你受惊了。我照着样做了,果然有效。没多少时间,那牛又听我使唤了。不过,打那以后,队里干部就不怎么让我犁了,怕我再弄出事情来。

耕完田还要播几天,让太阳晒一晒,然后再用耙来把整块田粑平整了,这样放上水以后,泥块在水里就变得细腻松软了,这时才可以在田里插上秧苗。

那时的报纸上整天都在宣传要密植,说只有密植才会高产。而且(四川)省里还规定,要用什么“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的方法进行密植,也就是把秧苗插得越密越好。可当我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时候,农民却对我说,老戚啊,你要信了报上说的那套,那你的试验田就打不出多少粮食来了。农民讲,他们听了那些宣传是已经吃过亏的。“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秧苗对着秧苗,密得不得了,可等秧苗长起来的时候就倒伏了。农民讲种地的学问,可能是讲不过教授、学者的,但是讲实际知识,讲通风,讲稻苗授粉与蜜蜂的关系、与风力的关系,土壤深耕与密植的关系,土壤肥力和收成的关系,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讲得头头是道。他们说不能硬性规定行距间距,你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的。我觉得,这就跟毛主席常讲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一个意思了。我就说:听你们的,你们平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后来关于这个密植的问题,我还按照农民跟我讲的意见,把各种情况作了汇总,给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

接下来,农民又告诉我,要想增产,就得到城里去拉人粪。对庄稼来说,人粪是最好的。他们还说,我们去拉,人家不会给我们。你是从中央来的,你到城里去拉,哪里都会给的。人粪不值钱,但拉回来就是粮食。于是,我就找了几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拉着板车到成都市里去拉粪。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从新繁县崇义乡到成都市区,大概有20多公里路。有时在路上遇到下雨,我们就躲在板车底下躺一会,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我们刚从城里拉着粪出发,就下起了大雨。雨太大,回不去了。我就想到省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走。省委的招待所在老皇城里,那里过去是个军阀的公馆。招待所的门卫一看我们是拉粪的,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去。一起去的农民指着我跟他们说,他是中央下来的人。人家不相信,哪有中央下来的人拉粪车的。我告诉他们打省委某个处长的电话,他们打了电话,知道我确实是“北京来的”,马上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洗了热水澡,换了衣服。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了招待所,回到了新繁。但从这以后就是再遇到大雨,我也不去招待所了,因为我觉得这怪麻烦人家的。我们老祖宗种地,是没有化肥的,都是用人畜的杂便来当肥料的。那时四川还有种苕子作肥料的。苕子的学名叫紫云英,它的嫩叶和苗尖还可以吃。但是你把苕子翻倒在田里烂了,那就是肥料了。我看到当时报上都登着,施肥越多越好,这样产量才会上去。我就想把拉来的人粪都浇到我的地里去。老农看见了就对我说,老戚,你贪心了。实际上并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够了,多了,庄稼反而长不好,干不好还会把庄稼弄死。不信,你拿几棵秋苗回家去做个试验就知道了。我照老农说的去试,果然到了第二天,秧苗就枯萎了,没两天,秧苗就死了。拔起来一看,底下根都烂了。泥土太肥了,把秧苗的根烧死了。

等插下去的秧苗长起来后,老农告诉我要去间苗,就是要把长得不好的苗拔掉。我说,拔掉后不是苗就少了吗?老农就说,这种长得弱的苗以后是不会结果实的,但你不把它拔掉,它就会争肥,这样就影响了好苗的生长,就会影响收成。老农还教我看什么样的苗算是弱苗,要去掉。

那个一直在帮我的老农叫老宋,他跟我非常要好,我很相信他。从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间苗,整个田间管理,我都是跟他学了,然后自己来做。那农民可真好,你只要跟他们交了朋友,他们什么都跟你讲。老宋叫宋德成,他后来当了大队书记,2012年我到四川时,去看他,他还健在,居然也还记得我。他说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坏人看过。我问他,我当年种的田呢?他指着一群楼房说,都盖了楼房了。我顺着他指向看过去,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住宅区,已经没有耕地了。

我那时种的是早稻。过了几个月,到了收割的时候,我就让队里安排了民兵,叫他们扛着枪日夜在我的试验田四周把守着,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来或若带出去。收割起来的稻子,一个稻穗都不许落下,全部都要收起来。然后就放到打谷场上,在一个方桶形状的摔垫上把稻粒摔下来。那摔垫很好使,一摔稻粒就下来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等到过秤的时候,我眼晴就一直盯着秤杆,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500多斤,不到600斤。老农们说我的产量是不低的,能超过它的人并不多。现打的稻谷里还含有水分,晒干入库的时候还要掉秤,到底会掉多少,我不知道。我就根据老农告诉我的经验比例值来做调整。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是要报告给毛主席的数字,必须搞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

5、与劳动模范罗世发的谈话

在大丰公社种水稻,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间苗、其他田间管理,一直到收割、脱粒、过磅。整个过程我都是在经验丰富的老农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而且可以说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最后得到的水稻单产也就是500多斤。另外,我划出的一块麦田,那是人家已经在种了的。我没去参加管理。但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也像秤水稻那样的一斤一斤地把它称出来,共计是三百来斤。老农们也说我的产量不低了,能超过的农民不多。我就问他们:那你们的报告不是说平均有二千斤吗?农民回答我:那都是干部让报的。你不多报点,他们怎么升官呢?我又问:那亩产万斤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告诉我:那所谓的万斤粮,是把快熟的稻子从其他的地里挖出来,然后把它们集中到一亩地上去,这就是卫星试验田。那么多稻子塞得田里都满满的了,小孩子都可以站上去踩。这情况与当初林克跟我说的他在天津所看到的几乎是一样的。

当时,在农业战线上有两个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一个是江苏的陈永康,还有一个是四川的罗世发。可是之前,在罗世发给主席的报告里,也说他种的地亩产是两千斤。但我听当地的农民讲,本来人家是要他报一万斤的,他坚决不肯,只报了两千斤。我就想,我得到的产量只能代表我这个地方的粮食产量,不能代表其他地方的。当地农民说的话也不能全部相信。我应该亲自听听罗世发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才能下结论。于是,我就决定亲自去拜访罗世发。

罗世发当时有一大堆头衔:四川省劳模、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等等。各地去找他的人很多,他都应付不过来。他不是我所在的这个公社的,我要是一个人自己过去,恐怕还见不到他。所以,我就联系了新繁县县委的曹书记,曹书记是个地道的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可他对知识分子很尊重。我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又从中央来的,他对我也很尊重。我和他很谈得来,在谈话中我觉得,他也希望国家做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面的实际情况。我跟他说,我这次下来就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实情况。他跟我说,那你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能辜负毛主席的委托。从我下来以后跟他的几次接触中,我觉得他是个蛮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来,他是愿意让我调查到真实情况的。尽管他往上报的也是亩产两千斤,但他实际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说,他要不这么报告,他这个书记也就当不了。就是这样报了,他还挨批评呢。因为他报上去的产量在各县的报告中还是最低的。

我把想去和罗世发见面谈谈的想法说了,曹书记一听,就说他陪我去。我说,不行,你是人家的父母官,人家见了你可能就不敢说话了,还是我自己去谈吧。你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就说我是个不懂农业的知识分子,想跟他请教点有关农业的知识。曹书记爽快答应了,马上通过电话和罗世发打好了招呼,还叫了崇义乡的周书记陪我同去,给我领路。

那时陈伯达的秘书史敬棠正好来四川办事,他顺便过来着看田家英,田家英不在,就来看我。他也想顺便了解一下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已经约好要去看罗世发,我就让他跟我一起去。我又叫李学谦也跟我们一起去。

去找罗世发谈话,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他是个党员,又是人民代表。只要我能讲清利害,他是会说实话的。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只想知道他真实的产量究竟是多少。

我们几个人同罗世发见了面以后,我就感觉出来这个劳动模范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没有脱离农民的本色,他和有些整天只想吃吃喝喝的干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先和他拉了一些家常,赞扬他这个农业专家对四川、对国家作出的贡献,然后我就介绍了我自己种试验田的详细经过,还说自己并没有按照报上说的那样去做密植。他听了就说:老戚啊,你不用多说了,其实在你刚开始种试验田的时候,我就已经去看过了。听他这样说我倒觉得惊讶了,问:你这个劳模,真去看了我的试验田?啥时候去的呀?我一点都不知道啊。他说:你插秧的时候,我就过去看了。上面派下来种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说田家英带了个工作队来种庄稼,我就想去看看是不是又是下来做做样子,来瞎胡闹还是干啥的。我还带了几个公社里的人一起去的。我看了以后就跟他们说,这个工作队看来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这个试验田种的是内行的。我一看就晓得,你那个插秧不是根据上面规定的‘双龙出海’,是按我们农民的意见插的。他又说:我们实际上也没有照省里的密植要求做,但在我们的报告上还是要写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做的。真要搞那个密植的话,那是要死苗的。我们都是7、8寸的距离,都不是双龙出海,双龙出海太密了,苗长不大就倒了。你们是按老百姓的搞法来做的。毛主席派来的人就该这个搞法。

听他这样一说,我就问:那你的产量为什么那么高呢?我却才这么一点儿?才500多斤?他听了就显出了有点为难的样子,瞪大眼晴看着我,不说话。不过我看得出,他并不是对我的话有反感,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就说,老罗啊,你别看毛主席地位那么高,他的计划,他的指示,可都要根据下面真实情况来定的。下面报告上去的情况如果不真实,他的指示就会脱离实际了。毛主席就好比是一个加工厂,如果材料不好,那出来的产品也就不好了。所以,你可要说真话啊。要都是假材料,叫毛主席怎么领导啊?你看,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种的试验田,用的方法都跟你的一样,可产量也就几百斤,哪有几千斤。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到这个时候,罗世发才说:老戚啊,你别问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哪有什么两千斤啊?连两千斤都没有,又哪来的一万斤呀?我这个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的种子也是最好的,结果也就打了八百斤。他们省里派来的干部整天都在这里,都知道真实情况的。但让我到各个地方去做报告,人家都是几千,几万的,我这个劳动模范只打了几百斤,那不是给领导抹黑吗?为了不给领导抹黑,我就只能说两千斤了。其实根本就没有两千斤,就是八百斤。

我又问他,那别的地方也都是瞎说的?他说,别人我不敢说,江苏的陈永康,他报了最高四千斤。我问他,你是怎么打的?我们都是种地的,都知道的,谁也骗不了谁的。陈永康就跟我说,老罗啊,别问了,你都知道,还来问我,哪里有四千斤。我问他,那你去年到底打了多少?他说,也就八百来斤。

这就是当时四川粮食产量的真相,从中也反映出了全国粮食产量的真相。我们是几个人一起去的,在现场听罗世发说出这些真相的并不是我一个人。

跟罗世发谈完回来,我把谈的情况跟县委的曹书记说了。曹书记说:罗世发报的这个产量,下来的干部都不敢去推翻它的,也推翻不动的。你是用了什么法子啊?我说:没用什么法子呀,就是实话实说,我告诉他,你这个劳动模范的粮食产量,牵涉到国家制订的计划和毛主席的决策。可能是我的诚恳打动了他,他才跟我讲了实话的。我又问曹书记:我把情况报告上去。将来,你要是为这事挨批评怎么办?他说:你的调査跟我没有关系。你在报告上别提我就可以了。一个多好的干部啊,可在那个时候也不得不说点瞎话。

6、给毛主席写《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

和罗世发交谈之后,我就把我种试验田的结果,和从罗世发那里所了解到情况分别写了一个报告。在关于试验田粮食产量的报告中,我如实地写上了自己所种的试验田的产量,我还特别强调了我用的都是最好的土地、最好的肥料和最精心的护理。关于和罗世发谈话情况的调查报告,我把我怎么讲的,罗世发怎么说的,罗世发说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都详细写进去了。因为史敬棠也参加了和罗世发谈话的全过程,而且他还当场做了笔记。我把报告写好后,就跟他说,你也听了罗世发说的,这是给主席的报告,你也看看。他看了以后表示同意报告的内容。我说,那你也一起签个名吧。史敬棠也是赞成要对毛主席讲实话的,所以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名。他的级别比我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又是陈伯达的秘书,影响力比我大,我就让他把名字签在前面。李学谦也参加了谈话,我让她也签了字。所以最后这个报告是三个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学谦。报告的题目就叫做《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

报告写好后,我就立即派人把报告直接送给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在报告上加了一句:这是史敬棠、戚本禹他们亲自调查得来的报告。把报告呈交给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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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

田家英同志:

我们在6月7日到四川新繁县禾登乡罗世发所在公社访问。参观了他们的庄稼、食堂,并和罗世发(他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农业劳动模范)谈了一阵。

罗世发所在公社原来是新繁人民公社的禾登大队,权力下放以后,改为公社。罗世发现在具体来到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第一管理区共有土地5600多亩,人口3400多人(862户),劳动力1800多个。我们在访问中,着重了解了这个管理区取得粮食产量和并田、密植等问题。现将我们了解到的一些问题和罗世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报告如下:

一、去年的产量究竟有多少?

去年中共新繁县委整理的关于选派罗世发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材料上说,跟世发领导的那个管理区水稻平均亩产量是1929斤(以稻谷计算,市斤制,下同)比1957年增产214%。

今年3月,罗世发在省万人生产动员大会上说,他们管理区,去年水稻平均亩产量经过地委、县委反复查仓核对的结果是1304斤,比1957年增产112%(见1959年3月25日《四川日报》)

但是,这些数字都不真实。实际上,去年水稻平均产量远远没有这么高。今天他谈出真心话。他说,就他自己在小队里参加收打的情况计算,水稻的平均亩产并没有突破千斤关。真实情况是:双季稻:两季加起来,平均亩产有1000多斤;

中稻:一二等田,平均亩产量有700多斤;三四等田,平均亩产量只有五六百斤;有一块最好的上等白鳝泥田,亩产量是900多斤。

他们去年双季稻的面积占水稻面积的30%。这样,早、中、晚三季加起来拉平计算,平均亩产量大致在750斤、800斤左右。罗世发认为“就按上述真实产量数字,去年的农业产生还是大跃进,成绩是很大的,是谁也推不翻的。

罗世发还谈到他们这个管理区几年来水稻平均亩产的情况,现列表如下:

年代1955195619571958

产量(市斤)605608613750

根据这个增产数字,1955到1957两年水稻增产率只有1.32%而1957年到1958年的一年间,水稻增产就达到22.34%-32.12%之间,这个管理区增产速度是很快的。

罗世发说,“毛主席讲得硬是对,一亩田能增产个二三百斤就算成绩很大了。不讲去年跃进数字,今年谁真正做到平均亩产800斤,都是应该得到金牌奖章的。”

他又说,“事实上去年真正能产上个八九百斤,都是不简单的,我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在一起讲私房话,全国最有名的劳动模范陈永康的水稻,平均亩产只有八百斤,报的却是二千斤。这是私房话,不能追究,追究起来,开起会来会要整死人。”总的来说,罗世发是一位风格相当高的农民党员。但是他和我们谈水稻真实产量时,思想上还是有矛盾的。他说:“产量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说不对,否定了大跃进。右派才否定成绩,我怎么能否定成绩!”有时他又说:“我是共产党员,当不当全国代表不要紧,要紧的是国家。你亩产七八百斤,却上报二千斤,国家说打个折扣吧:一千四,征购四百斤,给你们剩一千斤,几百斤做口粮,几百斤做牲畜粮,留几十斤做种子,几十斤储备粮,多余的还可以再卖点给国家。这个账不是很对吗?好!四百斤征购粮真交了,就露相。”“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听了很多报告,你虚报个跃进数字,国家计划就要受影响,更严重的是社员吃饭问题,这是个大事情,如果交了粮吃不上饭了,怎么办?我着急啊!”“主席讲得对,要说老实话,农民听了都赞成(按:他们公社向农民讲述了毛主席要讲真话通信的精神,但没有详细传达毛主席的通信),去年报这么多,今年怎么办?我们当干部的心焦啊!”“当然我们这个队不能代表人家,人家也许有先进的。”“刚才说的这些话别人来了我不能说,参观团,记者来,领着他转,什么也看不出来。报二千斤,我也能报,抽查也抽查不出来。你们来了我得说真话,说真话,对党有好处。”“别人来我也不敢说,说了背时,开会一追,是否定大跃进!”

新繁县今年和去年的粮食产量,现在还没有最后算出来,罗世发说,党委也没有做研究,不敢说。一种估计是400斤左右。但从今年春季麦子收交帐上看,似乎不够这个数目。罗世发这个管理区今年小春麦子是880亩,完成征收人任务22万斤,留麦种17000斤,还有3万斤没打的麦泡泡。照这样算,产黄有340?350斤。究竟实际有多少,还摸不很准。这个管理区有一块1亩多田的麦子,长得最好,原来计划是亩产1万斤,专家评定是2000斤。生长后期李井泉同志来参观过,说起码能打2500斤,实际收的结果是亩产788斤半。这块麦田高产的经验是:

肥料足(泥巴肥1万斤,商品肥100斤,尿水100挑):深耕1尺,种子35斤;密植规格3×7寸。

二、卫星田造成的浪费很大

去年这里也刮了一阵并田放卫星的风,在人力物力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整个管理区并了40多亩田,动员了600多个劳动力,搞了三四天。结果并的秧子都沤烂了,臭气四溢,颗粒未收。按照平均产量计算,这40亩田少收谷子3万多斤,可以供给全管理区社员吃半个月。此外,为了并田还吹了许多竹子做搬运工具。群众到现在还对这件事情不高兴。

三、密植问题

罗世发对现在推广的密植规格有很多意见。

去年这里总结和推广的水稻密植规格是3×7寸。但实际上农民栽下去的大多数是4×7寸、5×7寸,有一小部分是4×8寸、5×8寸,或者是“7寸、7×7寸的。真正栽下3×7寸的并不是很多。此外,他们去年还试验栽了一些1×2寸、3×3寸,2×5寸和3×3×7寸的双行条栽(即双龙出海〕。从收货的结果看,过分密植的1×2寸产童最低,亩产只有几十斤。3×3寸、2×5寸和3×3×7寸的产量也不高。产最高的是4×8寸,亩产有八九百斤。

今年上级全面推广3×3×7寸、3×7寸的密植经验,而且规格质量要求很高。许多社员和干部思想不完全搞得通,但是又不敢讲。现在秧子长起来了,又开始返黄,追加肥料又怕倒伏。特别是3×3×7寸的早稻,庄稼样子长得虽然很好看,但实际上质量最差。罗世发领我们参观时,用手拨开田畲中的禾苗给我们看,许多禾苗茎部细弱,子母秧枯萎,吊吊短小,有有效穗只占三四成。罗世发说:“如果记者专家来参观,站在田坎上看看,数数田边上的吊吊,敲敲算盘子,保险能敲出个一二千斤。但是最后打起谷子来,没几百斤。”

罗世发说“密植还是好的,也不能保守。有些规格才栽了一年,还不能就做结论。有些规格栽下去后,减了产,也不能都怪密植,因为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过根据目前条件,大面积的密植规格还是4×8寸、5×7寸、7×8寸,为好。

罗世发听说我们所在的大丰公社今年栽了很多6×7寸、7×8寸的秧子,他说:“现在6×7寸、7×8寸的抬不起头来,将来收谷子倒可能翘尾巴。”他的理由是6×7寸、7×8寸虽然每亩的窝数比较少,但是没窝儿率强,一窝秧子可以顶3×7寸的好几窝。算起账来,总穗数不一定比3×7寸的少。而且节省种秋苗,游秧子、追肥都方便,只要田间管理好,增产还是有把握的。

此致

敬礼

史敬裳 戚本禹 李学谦

195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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