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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十二章 天津调査和主办《群众反映》更新时间:2018-09-19

 第十二章 天津调査和主办《群众反映》

1.随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2.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之间的关系

3.主办《群众反映》

4.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掲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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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农村的形势逐步好起来了。这时,毛主席要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他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出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一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公交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柴沫和马仲扬都是抗战时就入党的干部,都是正局级,跟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而我当时还只是个科级,是被破格重用的。

我带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搞调查。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对工厂所存在的问题,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从账面上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心里有点纳闷,而另外两个小组下去后,遇到的情况也与我差不多,都查不出哪里有什么问题。这时我就想,应该下去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也许这样能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来。我在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时当过学徒工,虽然技术要求太高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活还是可以干的。我开过车床,也可以独立操作磨床,但铣床的难度大,我不行。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用的还都是进口的机床,都是比较精密的,而这里用的都还是国产的,比较简单,我上手就能干,而且还操作得挺麻利。工人师傅一看,哎,是行家啊!就这样工人们一下子就跟我搞得很亲近了。在二七厂的时候,还代理过车间的支部书记,知道怎么和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打成一片。这种经验,这时正好也派上用场了。

我结交了车间里的一个会计,不久我们两人就亲如兄弟了。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见我一付苦恼的样子,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实在弄不清楚这个厂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怕完不成下来调查的任务。会计悄悄告诉我,你想了解工厂的真实情况,就该去找银行。我问:找银行干嘛?他说,工厂的盈利、亏损是多少,银行都一清二楚的,否则它怎么贷钱给你啊。

听了会计的话,我心头豁然一亮。银行是管着钱的,工厂上交利润,下发工资,都是要通过银行的。后来我知道,那时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管企、事业单位的钱的,而且一家银行还不只是管一、两家工厂,它所在区域的很多单位它都管。老百姓的存款那只是捎带的小事。办理老百姓的存款,手续复杂,利润还少。而给企业贷款,把国家的拨款贷给企业,坐收利息,利润还高。

我到市里开了张介绍信,就去银行作调查,这一下就把问题都给搞清楚了。工厂的利润是产生在哪里的;工厂的亏损又是怎么造成的;出现了亏损以后工厂又是怎么处理的:在账面上又是(怎么)做的?银行都跟我说了。比如某批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出了次品、废品,工厂就和银行商量,如何销掉这笔帐,而把出现的亏损摊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这样一来,其实是国家受了损失。

从银行把问题搞清楚了之后,我就去找了厂长,我问他,有一批产品你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在账上没有显示?厂长听了大吃一惊,朝我看了半天。他早就从工人那里知道我经常和工人一起干活,而且我还会开机床。但他以为,我是不可能从工人那里了解到的这些情况的。我也没跟他说我去过银行。所以他搞不清楚我究竟是怎么查出他们的亏损的。看到事情已经瞒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从中央来的,所以干脆就不瞒了,他把怎么销账、怎么做虚假利润等情况,都给我讲了。讲完后他说,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大概也干到头了,要被撤职了。我对他说,我虽然只是个小干部,但既然你都跟我讲了老实话,那我可以保证至少在我工作期间不会撤你的职。就是将来你因此而被撤了职的话,我也会向市委书记去替你说情的。

后来我知道了,那时有很多工业企业都是在瞎报成绩的。它的帐面上都做得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账。我查了相关的资料,当时我们的废品率是较高的,就是跟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我们也是没法比的。很多产品报废了,国家损失了大量资金,但这些在账面上却并没有反映出来,报上去的还都是取得的很大成绩。这种情况并不只是个别工厂的问题。

我把我所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听到我们调查出了真实的情况,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把前后过程都讲了。柴沫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调查啊。我说,咱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所以我也没有机会跟你们讲,再说我去银行调查之前也不知道能不能查出问题来。他说,那你也该先通报一下呀。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啊。实际上,我当时认为他们都是老干部、而且还是大干部,肯定比我有经验、有办法的。我只是发愁我自己调查不出问题来怎么办,根本没有想到要通报他们。陈伯达认为我这个从银行找突破的办法很好,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这事现在都已经不新鲜了,都知道银行重要了,可在当时企业和银行的关系确实还不大有人知道的。

天津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到1961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陈伯达叫我起草了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我就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了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作了批示了。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我们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薄一波说,我们调查出的许多内容是别人都没有调查出来的,他承认那时在工交口所发布的一些成绩中是有夸大成分的。

不过我那时感觉到,毛主席在制定《工业七十条》的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工人在工厂里真正做到是当家作主的问题。而绝不是要制定出一套什么方法,来监管工人。他不希望把工人的劳动搞得太紧张的,就像他后来在作“五七指示”时所说的那样的。当时华东局有个干部给主席写信,说工厂应该建立起有工人参与的监察的制度和相应的机构,而且工厂如果搞得好就应该和工人的利益挂起钩来。主席很重视他的意见,批示要找人研究。当时陈伯达还曾经发起过批判“计件工资”,他认为那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泰罗制”。这曾引起过一些争论,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2 、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多起来了,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但我在无意中却发现,只要我去向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那时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一直都很好,可在这次调查中却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陈伯达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说我办得不好。

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为都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而都受到了枇评,但是主席都把他们保了下来。陈伯达当时就马上转了过来,他在庐山上就写了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还被主席引用过。胡乔木也写了批判彭德怀的文章。可是从庐山会议以后,胡乔木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和刺激,他老是睡不好觉。本来他写东西笔头很快的,可那时哪怕让他写点小的东西,他都觉得吃力了。这一直到文革发生以后,他一直都是处于这种状态。主席倒是很关心他,还专门写信安慰他,叫他放下工作,安心养病,好好休息。胡乔木和田家英的关系很好。他们两个和陈伯达的关系却都不好,他们碰在一起就老要说陈伯达的坏话。

陈伯达这个人心眼小,他和田家英的最初的矛盾,是因为主席原来让陈伯达起草他在“八大”上的闭幕词,可陈伯达引经据典,长篇大论的,写了几次主席看了都不满意。作为闭幕词,提纲挈领的就可以了。后来主席就叫田家英重新写,主席对田家英起草的闭幕词很满意。这样一来,陈伯达对田家英就很嫉恨了。

田家英跟我说,陈伯达对自己手下的人很不好,就像对奴隶一样。陈伯达的秘书姚一、史敬棠都一天到晚挨他的骂。到最后他们给调走的时候,陈伯达把他们的鉴定都写得很坏。柴沫也是属于陈伯达领导的,可是他和陈伯达的关系也不好,他老往田家英这里跑,他和田家英谈得来。陈伯达因此也对柴沫记恨在心。

3 、主办《群众反映》

在1961年底,我参加天津调查结束以后,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书室。在讨论我的工作安排时,田家英说,戚本禹农村也去过了,工厂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说他是个好同志,那就应该让他做些重一点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他加担子。

那时的秘书室还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给主席。以往我在秘书室的时候,汇总的工作通常是由我来做了。可那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主席在看了我们送上去的反映群众意见的报告后,经常会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们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这样一来,不仅刘少奇、杨尚昆他们有意见,连周总理有时也会有意见。因为许多事情他们都还不知道,主席已经知道了,主席一旦作了批示,这让他们就感到很被动。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线之后。这个矛盾就更明显了。

这个时候,田家英他们就商量了,干脆我们秘书室就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来访所提出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个刊物上,把它们综合地反映出来,然后把刊物分送给主要的中央领导。

田家英把他这个办刊物的设想,以及他提出的负责办刊的人选,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立即得到了主席的同意。

田家英他们几个秘书室的领导经过讨论,决定刊物的名称叫《群众反映》,并决定让我来负责办这个刊物。

那时中央办公厅还有另外两个刊物,一个叫《情况简报》,它主要是摘编各地和中央各部给中央的报告中的重要内容的。那是由后楼研究室负责编的;另外一个刊物是由机要室编的《机要简报》,它的内容主要是罗列出每天收到和发出的重要电文。他们都有一个专门的班子,有专门的人员来搞刊物的。可田家英让我办这个《群众反映》,却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我又做主编,又做编辑,又做记者,甚至连校对都是我自己来做。至于刊登什么内容,田家英也让我来决定的。他和我有个默契,他说,重要的事情你得给我打个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签发好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已经是秘书室的重要人物了。因为一个“八司马事件”,一个主席称你是好同志,你在中南海里的名气很大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之所以让我来签发,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后来杨尚昆为了《群众反映》的事批评了田家英好几次(在杨尚昆的日记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头上推。而我在那时又是被杨尚昆看作是个“刺头”的人,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和他顶过,所以他对我也有点头痛,加上我不是他直接的下属,所以他也不好直接来找我。杨尚昆曾经多次提出要由他来审稿,可他也只是往口头说说,并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所以我都没有去加以理会。因为如果经过他的审稿,那还能刊登什么内容呢。

我请陈秉忱(那时他已担任了秘书室副主任)来题写刊名,可他说,这是给中央主要领导看的刊物,由他来题写刊名不妥当,他建议采用从古代的碑帖上集字办法。结果他集选了隶书体的字样做了刊名。

《群众反映》这个刊物是不定期的,一般就是四页纸,内容满了就出版。有时内容没有满,我就编上一些“零讯”,内容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有时内容多了也有增加到八页的。而遇到有重要情况的时候则可以即时出版。所以通常都是三天出一期,也有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出一期。如果收到的群众来信比较集中,那也有一两天就出一期,甚至一天就出几期的。

刊物是由机要室的“机要印刷厂”印制的,这个厂就往中南海的边上。田家英和印刷厂打了招呼,只要有我的签字,工厂就开印。工厂印制好了,就交由机要室发送。

刊物分为有编号的和不编号的两种,有编号的上面写着:主送:主席、刘少奇、朱德、总理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不是全部都送的,而是送给分管的书记。不编号的,有的是只送给主席,有的是只送给主席、刘少奇和总理等人。

主席和其他主要的中央领导看了之后,如果在上面作出了批示的,中央办公厅就马上会把批示连同刊物上发表的报道,一起抄送给相应的部委或省、市。各部委,各省、市收到以后都会很快去处理,把问题解决。

头几期出来之后,我就找了林克,让他去跟主席说,现在群众来信不送了,改成送《群众反映》了。没想到,往开头的几期《群众反映》上面,主席就一连作了三次批示。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刊物搞得影响很大了。后来,我问林克,主席是不是经常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来催问的。在文革的时候,叶群也跟我说过,林彪对《群众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

自《群众反映》出来之后,秘书室各个科室都会把他们收到的、并认为是重要的群众来信送来给我;有时田家英也会把他认为重要的一些信件转给我;甚至连杨尚昆也常叫他的秘书送来材料,让我在《群众反映》上登出来。尽管杨尚昆对我办的这个刊物是很有意见的。但是当他看到毛主席常在刊物上面作出批示,他知道通过这个渠道解决问题比其他的要快一点。

那时我也经常到秘书室的各个科里去走走,看看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有时为了更好地了解群众在信中所反映的问题,我还独自一个人到反映问题的群众那里去,实地了解情况。

有一次,来自本溪地区的皮匠写来了信,反映现在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得很厉害,可是有关部门却对皮革制品的价格控制的很严,使得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遇到了困难。我了解到他们都居住在一家旅店里。我就一个人跑去那家旅店,跟他们住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情况。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在《群众反映》上登了出来,很快问题就得到了解决。那些皮匠都对我表示非常感谢。

4、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前面说了,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的《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份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来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象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象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不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当时,工交口的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也是把它全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这些反映特权、反特殊化的内容特别能震撼大家。看了这些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像林彪这样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

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老包(包公),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因为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不过,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龚子荣与刘少奇的来往颇多,打倒刘少奇很多事情牵涉到他。汪东兴要打倒龚子荣,他就下台了。

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专门调他来主管中宣部。习仲勋也是支持我大胆办《群众反映》的,不但支持,还派了人来我这里学习经验。

在我的工作日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两件事:

1962年5月9日,许(许明,当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电告:习仲勋同志认为《群众反映》办得很好,他每期都看。

传阅范围正副秘书长。上次给总理的报告,总理已阅,并在中央同志间传阅了。……下午国务院电话:他们要派三个主任来了解我们办《群众反映》的情况。……5月11日国务院秘书厅来副主任陈等三人,了解我们办《群众反映》的情况,谈了五点。

毛主席把习仲勋专门调去管中宣部也是眼光独到,当时《刘志丹》小说事情还没有发生,习仲勋把中宣部管得很好,连胡乔木都佩服他,在底下跟田家英说,习仲勋的水平比别人要高一个档次了。在文化战线上,他是个帅才,我们只是将才。

毛主席更是痛恨党内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马上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年进城之前,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历代中国农民革命最后都失败了,就是因为革命成功之后农民领袖蜕变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很典型的。这支农民革命军进了北京城,就把自己变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统治阶级了。李自成自己没有腐败,但是他没有约束好大将牛金星、刘宗敏这些人。这些人都腐败了,到处抢美女、抢金银财宝。据说陈圆圆就是刘宗敏抢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轿,这就是当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来还就是个地主阶级。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虽然好像都是资产阶级,好像有文化、有教养、知书达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进了上海、南京,所到之处都是大搞“五子登科”(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结果民心丧尽,被廉洁、自律的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所以,毛主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他在很多会谈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弾了。第四章说过,毛主席责令罗荣桓处理过一批已经变成了“牛金星”、“刘宗敏”的军队将领。不久,毛主席又在1951年底、1952年初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在党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直接反明(映)着的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在三反中,毛主席顶住各种压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干部、两个功臣。在五反中,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各种不法行为受到一次严厉打击,一些罪行重大的还遭到处决。这两次运动的确纯洁了党的组织,但党内腐败并没有就此绝迹。1954年暴露出来的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有“高岗”的毛病。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象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吴,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听不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总理总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在困难的时候,社会和人的阴暗面更容易暴露出来。现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这本来是一种示范行为,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且1960年底毛主席就大兴调查之风,一个目的也是要党的干部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但是,即使主席示范了,调查之风也起来了,很多人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拼命想办法来享受。像《群众反映》登载出来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书记赌博输钱后要秘书向公家开销账目、谭震林和他夫人用飞机运活鸡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主席一直是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并且进城后就在不断对腐败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当时党内的腐败、特殊化,总体看的确还不是很严重。谭震林夫人葛慧敏利用特权,搞几只鸡,用飞机带回的事情,和今天共产党内许多大小官员贪污腐败的严重性比起来,似乎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现在贪污几千万是差不多严重了,就是很大的事儿。防微杜渐,所以毛主席对这类事情是不姑息的。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律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1962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谋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时期啊!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许多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因传说的原因,离家出走了。据说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张云逸揭发,右江起义危急关头,不打招呼就离队,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现在自我辩解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年国家进人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在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

毛主席在1962年9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席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来的。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细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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