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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十四章 北戴河会议反对“包产到户”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更新时间:2018-09-19

 1.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

2.《群众反映》编印“关于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3.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的一些情况

 

1、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紧接着,8月26日至9月23日又在北京举行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田家英参加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那时从北戴河到中南海有直达的班车,所以他常在北戴河和中南海两头来来回回的。8月25日和26日,他在秘书室室务会上分别传达了会议的情况,这些我当时都记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了。田家英传达的具体内容可见下章日记残页的1962年8月25日、26日两天的日记。

2、《群众反映》编印“关于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党内一部分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这之前,田家英让我整理《关于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意见》等材料,通过《群众反映》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田家英实际是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的。

说实话,我对“包产到户”不是那么积极,为什么呢?首先是我小时候自己就对农村有一点了解,觉得农村那种小农经济没有出路,中学时候读关于苏联的书,知道了斯大林在苏联搞集体农庄,我就觉得中国是不是也要搞集体农庄。1959年到四川种试验田,对农村也有更切实的了解了,我觉得“包产到户”以后,首先公粮收不上来,很多农户肯定要瞒产,少交公粮。其次农村已经有些小的拖拉机了,小土地都一块一块的,统一耕作很难,推广良种和新的生产方法都很难。结合到早年看过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材料,我就基本认为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才是我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还是要搞合作化,“包产到户”只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的迫不得己的选择。不说我自己的具体认识,就是从情感方面讲,我也是赞成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中学时候就是下决心要跟着毛主席的,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到毛主席身边来工作了。1957到1958年发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我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遭到何载等人的打击报复,后来是毛主席亲自解救了我们。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只顾批评别人,而是一方面想尽办法制止浮夸风,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各级干部。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一方面与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而且在听到汇报说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被下放劳动的同志也应该下去劳动锻炼,顺便去作调查研究,了解下面实际的情况。我当时也去了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还是带着犯了错误的王刚等人一起去的。回来后,我打报告说,他们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领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更加认定了主席选择的路就是正确的路,搞社会主义不会错。

总之我是没有完全听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也搞了一个材料。我选择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小题目,也登在这个专辑里了。这样一来,反对的和赞成的两种材料都有了。虽然份量不是一样多,但一个来信多,一个来信少,这也是客观情况。田家英看了以后还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人滑头,两边的东西你都送,那你就总是正确的了。

谭震林是反对搞“包产到户”的,他看到《群众反映》的这个专辑后,觉得抓到把柄了。他在小册子的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示,把“包产到户”批得个体无完肤,说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还说《群众反映》的编辑是在为资本主义呼喊,要追查。本来在秘书室阅览室里就有一份《群众反映》了,现在又多了一份谭震林批示的抄件,大概是谭震林的秘书放在那里的。我心里明白,谭震林这样做,实际上是想报一仇之箭,因为我们反映过他夫人用军用飞机买活鸡的事情。这些人,你别看他是老革命,都是睚眦必报的。

看到谭震林的批语,杨尚昆就叫龚子荣来找我谈话。我说,我们收到了很多群众来信。我就请示了田家英,田家英叫我专门编一个专辑,送给中央领导做参考的。杨尚昆就去问田家英:戚本禹说是你叫他编那个东西的?田家英为这个事情对我很恼火,来问我,你怎么告了密?我一愣,问:我告什么密了?他说,你不是告诉别人是我叫你编辑的吗?你跟别人说干嘛?你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是反党的,你这不是陷害我吗?我说,我真不知道中央这些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啊。

龚子龙他们去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所以龚子荣就向中办党委写了汇报,说人家编的专辑里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两种意见都向中央反映了,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他们是反映群众的意见,不是搞他自己的意见,这是对的,为什么要追究责任?他们没有责任的。

彭真知道此事后对谭震林说,你有意见可以,但不能去追查人家呀。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反映,我们怎么知道底下的情况。当时彭真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看了那些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觉得讲得很有道理。

后来田家英对我说,亏得你搞了一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不然就说不清了。

不久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马上就有一个人出来说戚本禹搞的那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好在田家英也在会上,他就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

3、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的一些情况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并没有强调提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提出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一开中央全会,那些各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当时大多数是主张搞人民公社的,走集体化的道路的,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所以,这样一来,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就是多数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数派。刘少奇他们即使想搞单干,在会上也不好说出来了,就只好一起跟着主席讲阶级斗争了。

在我的工作笔记中也有当年田家英传达的关于十中全会的内容,亦录在“日记残页”一章中。

田家英在传达中未提及刘少奇、邓小平,也未提及陈云,只提了邓子恢,但邓子恢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十中全会上正式挨主席批评的也只是邓子恢。

至于彭徳怀,尽管他在庐山上是强烈反对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左”的做法的。但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却又是和刘少奇完全一致的,他也主张分田给农民。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讲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早期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是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后来从主席的这个讲话里,归纳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流传到了群众中间,就被简化成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是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主要是他看到了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里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他逐步明确了这种危险主要的并不是来自下层,而是来自党内,尤其是来自党的上层。而这些在以后都早已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而我们的党内斗争中,有这样一个特点,由于毛主席的崇髙的威望和他在党内外所受到的广泛拥戴。公开地提出与毛主席相对立的意见的并不多。可是有些人却总是善于把毛主席所提出的口号,在实际的执行中变成为另外的一套东西。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来就被变成了把反对自己的人打成右派的“反右扩大化”运动了。而八届十中全会重新提出的“阶级斗争”的口号,在实际生活中又被搞成了是针对下面群众的东西了。大搞阶级教育,强调阶级出身等一系列的做法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到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四清”运动中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形左实右”错误倾向,和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及“联动”的“唯成分论”。而到了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却又倒过来把自己搞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帽子戴到了毛主席的头上。

这一年的年底,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作了首诗“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向来都把诗中的“苍蝇”解释成是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其实,那一年,从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一直到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党内同样是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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