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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十六章 调后楼研究室和去唐山摘四清试点更新时间:2018-09-19

 1.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杨尚昆对我主编的《群众反映》,一直都是意见很大的。尽管他有时也经常会找我刊登一些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东西,但他总是担心我会给他捅出娄子来。特别是因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谭震林的关系很紧张。后来在关于“包产到户”的群众意见专辑问题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谭震林的攻击。所以他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那么多人都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现在决定把你调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的时候,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还很年轻,而在“后楼”工作的都是些党内资格很老、级别很高的老干部。所以在参加开会时,我都自觉坐在最后一排。

对于这个调动,老实说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群众反映》办得太尖锐,领导干部一有点什么特殊化的事情就给登出来,这当然使很多人感到高兴,但也必然会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喜欢搞特殊化的领导,他们总感到坐卧不安。

田家英对我的工作倒是一直都很支持,而且他有个特点,从来不诿过于下属。这一点我很敬重他。他有时候接受杨尚昆的意见,也是有迫不得己的原因。他那时也坚决主张“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已经完全倒向了刘少奇、邓小平那边去了。而杨尚昆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所以他也是得罪不起的。

《群众反映》在我手里一共办了一百多期,我走后,是马芷荪接办,她办得也不错。不过,后来林克告诉我说,主席就不大看了,也没有再作出什么批示。

2.后楼研究室

最开始的时候,各地(包括各大区和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也都是由秘书室来处理的。后来中央办公厅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各地给中央的报告,以及向中央提出他们的研究结果和建议方案。而各地给毛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则仍由秘书室处理。由于这个机构设在中南海的后楼,所以就习惯地把它叫做“后楼研究室”。除此之外,它没有其他正式的名称。它也没有设立主任,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组,例如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总共有三、四十人,都是些级别很高的干部。各组的工作都是直接向杨尚昆或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

1963年我调到后楼研究室的时候,分配在综合组。组长陈麒章,他原来是饶漱石的大秘书。1954年,饶漱石出事后,杨尚昆就让陈麒章去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他去查了,然后就实事求是地汇报说,没查出有什么问题。所以杨尚昆对他很信任。直到文革后,陈麒章还一直是在中央办公厅做研究工作。

《情况反映》就是综合组搞的,由陈麒章负责。我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协助他搞《情况反映》,一起工作的还有王青林和一个姓罗的记者。当时《情况反映》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和向中央综合汇报各地关于农村的情况,因为那时农村的工作是影响到全局的大事情。主席那时对农业是抓得很紧的,其他方面关于工业,文教的东西他不大看,关于农业的情况他是一定要看的。所以凡是下面报上来的关于农村情况的,我们都要及时汇报上去。主席也都看了,在上面划了一道一道的,具体的批示好像不多。

3.去唐山搞“四清”运动的试点

1963年的6月,中央办公厅组成了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为“四清”运动)的试点。我参加了去冀东唐山地区抚宁县的工作组。王光美去的桃园大队就在我去的那个地方附近。

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混乱的现象,党内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当时我们从群众来信所反映的情况中了解到,社会上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又死灰复燃了,一些在建国后被取缔的封建迷信活动也表现得十分猖獗,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私娼。伴随着封建迷信活动的是各种谣言都起来了,有的谣言甚至都传到中南海里来了,说某年某月某日是什么什么的末日啦,等等。

可也奇怪,到1962年底的八届十中全会一开,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那些东西马上就全部躲藏起来了,像一下子全都就消失了一样。

我们下去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如何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一段时问的了解,发现当时农村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私分和私卖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很普遍。生产小队的小队长和会计等几个主要的干部,瞒着群众私底下给自己多分些粮食,然后再把这些粮食悄悄地拿到“自由市场”上卖出去。当时国家规定的粮价才一角几分,可拿到自由市场上去,那就是好几倍的价格了。而且这种情况在小队里面还好点。因为那时庄稼收上来以后,都是放在谷场上一堆一堆地分好,然后由队里的十几户人家自己去认领的。大家都看得见的。要私分掉很多比较困雏。可到了生产大队和公社以后,那里的干部要私分的话,就方便多了。可这些事情你别以为群众都不知道,他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在队里一发动,马上就会有一批“勇敢分子”站出来,揭发干部存在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次的群众运动,首先站出来的一定是这些“勇敢分子”。这些人平时比较活跃,但他本人的表现不一定好,身上常有不少的缺点。比如偷鸡摸狗,搞个“破鞋”的都有。运动一来,首先起来的往往就是这些人。后来毛主席也说过,这些人还是有用的,但不能依靠他们来掌握政权,把权力交给这些人往往是要出问题的。

而王光美她们在桃园大队搞得就很神秘,工作组几个月都不进村,而是秘密地搞什么“扎根串联”,挨家挨户地摸情况。当时我们听到这种做法觉得很不以为然的,没有这个必要嘛。你下去把群众发动起来,情况不都清楚了么。所以我们没有多加理会。后来刘少奇把它搞成了所谓的“桃园经验”,要在全国推广,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这时候我们才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刘少奇这些人,虽然是极力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尤其是针对群众运动的时候,那他们搞起阶级斗争来是绝不含糊的。这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实行“资反路线”时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文革以后,邓小平否定了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可到“六四”的时候竟然动用军队来镇压群众运动。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

而毛主席非常重视阶级斗争,但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真正的危险主要是来自执政的共产党的内部,尤其是来自党内的高层。毛主席后来在文革的时候把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做法称之为“形左而实右”,道理就在这里。简单地说,毛主席主张的阶级斗争,它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上面的。而刘少奇他们的斗争矛头则是主要地对准着下面的群众的。

到了1964年,毛主席明确地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了刘少奇他们的抵制和反对。这样,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格局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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