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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十七章 《评李秀成自述》发表的前前后后更新时间:2018-09-23

 1.我为什么要写《评李秀成自述》

2.围绕《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的风波

3.江青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示

4.后续的事情

5.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附录: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雨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権

1.我为什么要写《评李秀成自述》

1962年底,在我担任《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我也把它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在吕集义的书里,他把李秀成在囚笼亲笔写下的自述的原件,用照相版放在书里面。“李秀成自述”的原件后来被曾国藩家里的人带去了台湾。这些照片是曾国藩的家人在逃去台湾之前拍下来的。此外,我还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阅读。在当时,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三个人可以说是研究李秀成的最权威的人物了。他们对《李秀成自述》写了很多的考证和评述。其中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我看了罗尔纲的书之后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在书中是把李秀成当作农民起义的了不起的英雄来歌颂的,而把他向曾国藩写的“自述”说成是曲线救“国”,说他是像三国时候姜维一样的向敌人“伪降”。

可是我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后,就断定这个家伙是已经投降变节了的。你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能假投降吗?你这么做,那么多的部下不都是跟着你一起投降了吗?那还有什么真投降和假投降的呢。况且李秀成还在他的“自述”里面向曾国藩献计,哀求他放他出去,去招降那些还在抵抗的作战部队。而且他所献上的那些计策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这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罗尔纲他们要那么曲加解说呢?

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1963年春节期间,我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我主要的观点,就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埸”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文章写出来了之后,我是打算向《历史研究》杂志投稿的,因为这个杂志当时是史学界最具权威的刊物。在投稿前,我也想和秘书室的同事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于是,我把文章拿去给田家英看了,因为一方面他对历史有兴趣,同时他又是我的领导。田家英说,他也没有时间仔细地看,就让我把一些基本的观点给他说了一下。田家英听了之后没有反对,说写得挺好。后来有人说文章是田家英指导我写的。其实不是,他当时并没有给过我任何指导。后来我还听说了,田家英私下里对《历史研究》的人说,戚本禹这个人不怎么样,叫他们先不要发表。据说,黎澎当时对田家英说:像戚本禹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发,别的地方也会发。我当时听了还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田家英要这样的表里不一呢。还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江青、毛主席授意让我写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也有人把我的这篇文章,和后来文革运动中抓“叛徒集团”联系在一起。尽管从后来的客观效果上讲,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但是就我当时所处地位来讲,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的。这完全是我自发写的。要说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我只是联系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斗争。我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列宁、斯大林开创的革命事业的背叛。而我对叛变革命的行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

文章寄出之后,我就随中央办公厅的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冀东搞“社教”的试点工作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乡村,那里连邮局都没有,也看不到报纸。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新出版的《历史研究》目录,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北京已经连续开了好几次会,在批判我的文章了。

2.围绕《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的风波

当年的9月底,我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了中央办公厅。我一回来,秘书室的同事朱固、田崇净、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我,他们告诉我北京对我的文章反响很大,还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分别召开了会议来批判我的文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我了解到,原来,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一出来之后就售空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1963年8月2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和节选,现照录如下: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

《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被曾国藩的部队所俘虏,在囚笼里写的。在自述里,他竭力表明自己参加革命不是由于明确的革命意识,而是“迷迷茫茫”,顺势干去,犹如“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说,这场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被卷入了这“劫乱”。他还用很多篇幅去阿谀称颂清期皇帝和曾国藩,甚至表示自己愿效忠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如果他们肯收留他,他愿为他们收服当时还在英勇斗争的太平天国军队。

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如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筝)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这个自述,贵在是别有苦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革命实力,并且还要利用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同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利用曾国藩去反对外国优(侵)略者。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里提出了一套“招降”大平天国军队的毒辣计划,这套计划如果实行起来,每一条都会奉(奏)效,可以极大地帮助曾国藩摧残和瓦解革命实力。李秀成在自述里把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看成一体,同样加以吹捧,根本没有什么“利用满汉矛盾”的痕迹。李秀成表示要严防“洋鬼”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背叛了坚决反抗侵略者的革命群众,竟想依赖投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封建反动派去反鬼,这是一种倒退,完全不应该“表彰”。总之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

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革命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李秀成虽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后却丧失革命气节,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样一个变节的“自白书”,彪炳于革命史册是没有道理的。

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很多读者都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读者都不知道我这个作者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往的中央办公厅也是这样。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我的观点很反感。据说罗尔纲看了我的文章之后气得跳脚,说我毁了他一生的研究。而当时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是不容讨论的。而我所提出的反对的观点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要干预争论了。

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责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导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傅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基本是一边倒的,关锋等少数几个人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说:“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周扬还批判我的文章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

我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与执行主编黎澍同意发表的,所以在会上就有人责备、埋怨《历史研究》不该发表这篇文章。黎澍辩解说,戚本禹是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他的文章也经过田家英看过的。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响,周扬在会上提出几个办法,一是中宣部先发一个通知,让各地不要再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了;二是由刘大年写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仍出《历史研究》发表,以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态度;三是在刘大年文章写好后,史学界开一个讨论会,会后要公开发布消息,表示史学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观点,以正视听。

果然,在中宣部开会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涧、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是一边倒的,都是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而且批判戚本禹的调子还很高,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会后他们写了篇报道送中宣部审定。

对我的文章的批判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而我这个文章的作者却一无所知。这也难怪,我自参加工作后,只写过一点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什么学术讨论。所以在学术界是毫无声誉,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那些大人物,我是一个也不认识。就连同意发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黎澍,我当时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我既不是领导干部,也不是学者,更不是教授。所以中宣部组织批判我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家对我搞大规模的围攻,当然就不必通知我这个文章的作者了。周扬这些人在文革后宣传人权和人道主义很积极,可他们当年却好像并不尊重一个被他们批判的无名小辈的人权,也不讲什么人道主义。

然而我在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很关心我,把他们所知道的有关批判我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对整个情况最了解的是中央办公厅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我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他们都来安慰我,叫我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绐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他气愤地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扬他们批判的对象,我当然希望能更多了解会议对我批判的具体情况。过了国庆节,我即打电话找负责发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可打了几次都没有找到他,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原信如下:

守和同志(请转告刘桂五同志):

几次打电话没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做调查,前天始返京。历史研究所讨论李秀成的会,没有参加上,不知会上都有些什么意见,如果有时间,您是否可以大概地同我讲讲。我已经听说了一些意见(人大、师大的)。还想多听一些意见。

我的电话是:6725(不是6554)

如果来信寄中办就可以了。

盼复,握手。

本禹

10月2日

丁守和收到我的信之后,就约我到近代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我如约而去,他告诉我,周扬和刘大年召开的那两个批判会的一些情况。还悄悄跟我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我理解,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这么大的祸,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可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我经历过1958年的“八司马事件”,有点斗争的经验了。1958年到1963年已经5年了,这五年里我又成长了许多。二是我已经从办公厅同志那里知道了毛主席正在关心这件事。他们告诉我,一组(负责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所以当时我心里很坦然。我向他表示了对自己文章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刘大年他们把会议的报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组织人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定稿完毕,准备发表。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也传到了中宣部。于是,中宣部就把报道压下来了,不久又打电话通知各地,说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发表了,戏剧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发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中宣部一前一后、出尔反尔、互相矛盾的两个通知,让下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与这种情形相似的,黎澎在文革后把我骂得一钱不值,可当年他却曾亲口对我说过: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你笔端有感情。

还有一个总是喜欢造谣生事,又从不负责任的前《光明日报》负责人穆欣,在文革后说我听说中宣部在批判我之后,吓得“惶恐不安”,赶紧检讨。可在当年他却正是把我捧上了天的人。

倒是当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刘大年,他奉周扬之命写的《李秀成评价问题》在11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过黎澍从田家英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国书籍,在研究李秀成评价问题,感到对于如何评价李秀成问题把握还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给周扬审阅的同时,也把文章送请田家英审阅。刘大年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已经从会议上周扬的发言中,听出周扬对田家英的反感。田家英看了刘大年的文章,说他写得很虚伪,观点上前后矛盾。这也不全怪刘大年,李秀成的自白书,对曾国藩“老大人”馅媚之词写得太过分了,刘大年也没有办法给李秀成做辩护。田家英叫我把刘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实,我在这之前已经从近代史研究所党委领导人刘桂五那里,得到了刘大年以《历史研究》来稿的名义(未署名)的文章初稿。我想,刘桂五这样做大概也是刘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听听对立面的意见。刘桂五这个人平和朴素,没有架子,我也不好为难他,就在文章送来两周后,给了他一个答复:“我怀着很大兴趣读完了无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评价问题’。我同意文章对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绩的评价,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罗氏伪降说,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他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我最后写道:“李秀成自述问题是否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文章能否再发表,希望给我一个复示。”后来他们也没有给我什么复示。

3.江青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示

1964年春天,江青三次派人来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我当时办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随后他就带我去了江青家里。见面之后,江背对我说,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主席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她还告诉我,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接着江青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态了,他批了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接着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一份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在批示的最后,主席还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对我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不知为什么,可能因为忙,主席的批示江青后来没有拿给我看。所以我开始还以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后来邓力群告诉我,主席写的是“忠王不终”,是晚节不保的意思。邓力群从康生那里看到主席的批件了。

1966年5月我因主席召见去了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正好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晚上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出席作陪,在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8点不到,我就去了。总理先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其实我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总理曾在文革时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喊出了“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的口号。可是,在我1968年被捕后,总理却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戚本禹的文章也是让别人帮他写的。我是一直都很敬重总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可对总理的这个讲话,我也一直是有意见的。当然,在当时总理也只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4.后续的事情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找他们干什么,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按照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夏天,我写了关于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

文章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领导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记得王力当时还对我说,你的文章对我们写反修文章都很有启发,最近广播的一篇反修文章中的一句“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革命之耻辱”,就是从我文章中的“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移植而来的。在讨论修改我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讲的意见最多,他们认为我这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都要好好地批。他说,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联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我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也说好,还说:我叫你去找康老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

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在发表前,又送总理、康生、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愚、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我回话,周扬也在电话里表示支持。关锋等人对文章又作了最后的修改。

在这之前,李秀成问题的论战是按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生拟定的计划进行的:重发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这期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上,周总理和康生分别在讲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我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周总理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生说: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

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历史研究》也在1964年第四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本来是决定先由《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发表,然后各地报刊转载的,可是时任《光明日报》领导的穆欣却找我要清样,他坚持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我请示康生,康生和他关系很好,所以同意文章在这两张报纸同时见报。

这篇经过钓鱼台反修班子修改的气势恢宏的文章,见报后在各地迅速被转载,很快就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场大讨论。本来在我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时,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都有,折中于两者之间的也有,现在大家听到了周总理和康生的讲话,又看到中央报刊的表态了,于是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大增,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大减,慢慢的就不大见了。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我始终是希望它是一场学术争论,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写文章了,所以本来我起草了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的,这时也没有发表的必要了。

导致一场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其实正是周扬这些人。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当年对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是很恼火的。直到1966年3月30号,主席在上海同康生、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对于与我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罗尔纲,后来在文革时候,我负责历史所的运动时,我不准历史所的造反派整罗尔纲,我说那是学术争论,而且罗尔纲在解放前是积极支持民主运动的。所以,罗尔纲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5.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以上就是《评李秀成自述》引发的学术和政治风云的大致过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为是的“遵命文学”,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叫我写的,那是我体会毛主席的历史观之后纯粹的个人自觉行为。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就像一块巨石从高高的山崖掉进了山下平静的大湖,在史学界掀起那场大波浪,还引发了文学界、戏剧界、机关、学校的大争论,甚至有很多工厂也卷进了争论。还有传闻说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评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处女作。

该文发表三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中对叛徒集团的批判和我个人的浮沉,使该文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问我:“你写《评李秀成自述》,是不是知道主席要解决叛徒问题呢?”这个问话中的“叛徒问题”不是李秀成的背叛问题,而是指抗日战争初期“六十一人自首叛党”案。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的时候,根本就还不知道有“六十一人自首叛党”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而且我认为毛主席那时也没有想到要解决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江青说的是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

导致一场健康的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是周扬一伙人。周扬他们的政治干预,让毛主席警惕起来,最后有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十六个字的批示。我有时甚至想,要没有周扬干预这场学术讨论,就没有毛主席对周扬干预的恼怒和关于李秀成的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后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实际是我和反修班子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由于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来的对于李秀成问题的事先表态,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这同样留给后人很多的思考。大讨论结束后,我很快就和关锋、邓力群、陈茂仪、陶文鷉、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十几个文化战士,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文革中我的几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有《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和《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我比较满意的是最后这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写的,而且毛主席改过的,后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几次讨论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大权威,他也是满意的。《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些关于叛徒的观念改变了,而且引起了争论。而《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重申了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更是在整个史学界引起震动。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本身也都有丰富的学术内涵。《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评论,主要是指出,彭真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们自己就没有贯彻,却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以势压人”。就说这个对我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批判,关起门来批判我,完了还要开大会,组织学术界权威围攻我,都不让我参加会,出了文件也不让我看。这平等吗?主席批评彭真他们的话比我要厉害得多:说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我曾经是那么幼稚,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让革命势力战胜背叛革命的势力。那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我还清楚记得,我的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耳边响起了各种衷心赞扬和意图捧杀的声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曰报》的领导人,当时对我好话说尽,还绘声绘色,还引用毛主席的诗词说我的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我不敢当,当然否定,他却还是笑眯眯的)。他在文革中落难,我念及旧情,请示江青、康生、陈伯达,又拉上关锋一起到报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骂我最凶、不惜造谣诽谤我的又是这位老兄。就是他说我盗窃鲁迅手稿、向江青告密等等无稽之谈的始作俑者。这位老兄对于一个友人都是如此反复,那么他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会持之以恒吗?他身上有无李秀成的影子?进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终”。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过永垂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大声呼喊:

警惕呀,人们!

我愿伏契克的呼喊,永远回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空。

附录:

评李秀成自述

——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调和,多么不一致!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绩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笺证》)“三版自序”里说:“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三版,第6页。)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同上,第34页。)

在《笺证》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除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外,主要有两项:“第一,保民为乐……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第二,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6—37页。)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同上,第36-62页。)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同上,第65页。)

为《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他说:“从现在残存的文献来看他(李秀成)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是革命实贱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同上,第8页。)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梁岵庐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出版前言里说:李秀成“忠负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国藩所污蔑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的鬼话”。(《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前言》以下简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如1年版,第9-10页。)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校补本》,第18页。)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像(相)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以后,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混乱,清军乘势进逼,革命事业一时遭到了严重的危险。为了挽救局势,李秀成曾经和陈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机智地率领太平军大败湘军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解除了南京的包围。以后,又乘胜东进,解放了苏杭地区,使革命显出重新振作的趋势。他还曾经指挥农民革命军多次地打垮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联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者的无畏精神。他在苏杭地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李秀成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曾国筌“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爱众”“惜士恩良”;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维他们“恩德巍峨”“运算良才”、“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谋才福择(泽),无此(所)不能”。

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将相勤劳”、“兵壮”“力足”“营规分明”、“能受苦坚”、“此军常胜,未见败过”。(同上,第31、32、44、52、60、84、107页,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当李秀成写这些话的时候,被他称为“恩深兼有德”、“仁爱惠四方”的那支“救世人”军队,正在南京城里大显身手:“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谓]发指。”(《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页。)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这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悮英雄”、“快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各见《校补本》,第29、51、52、122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同上,第28、43、51、108页。)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具体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例如:他说天王对他不信任,把他母亲、妻子扣在南京作“押当”。这不是事实。他说,南京被围,城内无粮,他向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依”,“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同上,第102页。)这也与事实不符。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为了解救危局,曾经封他为真忠军师,托以全国军政最高权力,但是他在自述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反而说,天王如何如何排挤他,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同上,第94页。)这些问题,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都指出过。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不顾事实,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同上,第6页)“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蒙蒙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同上,第I9、29、51页。)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斜,故而保至今也。”(同上,第33页。)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同上,第29、47页。)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已“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救”,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救此粤之人,甚为美甚”。(同上,第19、44、93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榣,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世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同上,第106页。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第一件事是打下扬州,“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肯降即可,不肯从,皆由自愿也。该(知府)不从,……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而行。”(这段话,《校补本》漏钞。)

第二件事是打下苏州,俘虏了“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校补本》,第56页。)

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虏了清将李锡扬,“见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后来劝降不成,“仍言(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几天,“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同上,第64页)

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当即传令诸军”,对“被获满洲兵将”“不准杀害,私杀害培(赔)命”,不愿投降者,“给费”“准其回国”。“在省候补、候任清官无数,业亦给费其回”。被获人员的高级官吏林福祥、米兴朝等,“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我文官闲及(叙)。”“林、米二人欲去”,“即备舟只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不仅对俘虏优客礼待,就是对清朝阵亡的将军、都统,也派人到处“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那个“甚得军民之心”的巡抚王有龄,城破自杀,尸首是李秀成单骑到后花园亲自寻见的。找到尸首后,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殓,后来又“点足五百人”、“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把他的棺木护送回乡。写到这里,李秀成发表他的感想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义士”,“死不与其为仇”。(同上,第69—72页。)

李秀成为什么这样优容礼待那些被俘人员,又为什么这样隆重保获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么),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同上,第56页。)不是表“功”是什么!(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当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74页。)

表“功”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寿“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校补本》,第35页。)“我亦未责”的话不是事实,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见。

第二件事,纳王郜永宽等人早就要叛变了,“虽悉其为,我亦不罪。”还告诉他们:“现今我主懞(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后来“这班返(反)臣不义”将慕王谭绍光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曰,被李抚台杀害”。(同上,第92、93页。

第三件事,松王陈德风在围城时私通“东门外箫军门”,事泄被捕,“该与我想(相)好,……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然后保陈得风之命。”(同上,第104页。)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在于向反对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酬高厚,余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中堂、中承(丞)之德,万世威名……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愿),见义而从,别无他也。……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表真情: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事。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货。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恳请揣之细详,便知的实。”(此段《校补本》漏钞,当补于第31页。)

“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为,其国军亡,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具(俱)是我辖。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于)民。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同其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今而扶洪姓为将,今已被拿,本处早日诛刑,承蒙迟究,敢带(感戴)靡涯。今国败尽,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室及(实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占(沾)中堂雨露之恩。若我能(有)此本事收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心虔有余。无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纳,具(俱)办齐全,决不负意。祈劳高才揣度,否合可为?”(《校补本》,第112-113页)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同上,第119、121页。)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81页)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节气”,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设实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但是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里必须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补本》,第119页。)“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圆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救,仍旧为民”。(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113—118页。)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刚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句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5、64页)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极大了,您老却这样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

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被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笺证》四版125页。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贲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纣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的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的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曾文正公全集》,卷20,《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说,李秀成是发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来”、“此是大清皇上鸿福”“仍大清再复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校补本》,第49、55、69、107、113页)等等。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一命。”(《曾文正公全集》,卷21,《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颠末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清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捕掠以致欺君卖国的独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帐。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他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吕集义先生说: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凡是为太平军攻克的城池都书作‘克服’,而被清军攻陷的地方则作‘失’或‘失守’”,“起义的字眼更是数见不鲜”(《校补本》,第18—I9页)等。罗尔纲先生也引证了这些材料,并且认为这表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诬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63页。)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校补本》,第84页)吗!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掼称谓。投降还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这是检验李秀成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志,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志,其它一切都不过是枝节末端而已。

舍去了充满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变节的话不管,只去埋首考证几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国习惯的称谓和用语,其结果就会把一个变节分子当成“曲线救国”的英雄。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法令为“钦命”、“国法”,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这说明他们的叛徒思想早就成熟了,所以一见了蟊贼就会做出卑鄙可耻的奴才相。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问”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初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

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封建反对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对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顾地去策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点,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结论。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一个是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阶级,一个是太平天国代表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对手都是英、法侵略者,但是斗争的结果是那么不同。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革命的群众即使在挫折、失败的困难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力量给外国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校补本》前言;《笺证》四版,第39页。)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于封建统治者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有一个和李秀成时代相同、家乡相同、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伟大人物。这就是青年英雄,勇猛善战,世罕其匹的英王陈玉成。他在1862年(同治元年)被另一个反动将军胜保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一篇《陈玉成被擒记》,替我们记下了这个伟大农民领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腭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倾听为我檎?’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饺舌也!’”(见罗尔纲《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历史教学》,1953年4月号。刀口余生《被捕纪略》里也有类似记载。)

相同的时代,相同的家乡,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境遇,一个巍然矗立,一个屈辱变节,“历史局限性”为什么竞会有这样的不同!?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那么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夭国领导人,这就是干王洪仁玕。

这个洪仁玕是李秀成看不起的人物。他是有缺点的,但是他被敌人俘虏以后的壮烈表现,却是李秀成之类永远不及的。他在反对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他的自述:

“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7页。)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洪仁矸不愧为文天祥浩然正气的继承者。

再看另一个历史人物。

这就是那个在国家危难时投笔从戎的遵王赖文光。他在南京城破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门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莶的新湘男打得落花流水。不幸1868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他坚持革命气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自述里无情地揭露反动派残暴不仁的反动本质,斥质敌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

他在自述的末尾,叙述自己复国不成,以身殉节的心情,慷慨激昂,悲愤壮烈,使人读后为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感动不已。

“独力此间数裁,战无不捷,彼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同上,第863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赖文光的自述,才真正是太平天国英雄的“就义歌”。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溃”,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者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道的听王陈文炳,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他虽然曾经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夭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上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

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难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迹,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姚济:《小沧桑记》,卷下。)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骑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到:“琼楼玉宇,曲櫊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鸿章致弟李鹤章信,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43页。)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哪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有,如(余)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校补本》,第110—111页。)

此目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批上了皇太极的貂袭,做了满族统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风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玕、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争,绝不变节。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绩彪炳于革命的史册。

(原载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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