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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史籍历史 > 《戚本禹回忆录》在线阅读 > 正文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一章 从《评〈海瑞罢官〉》到“二月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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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一章 从《评〈海瑞罢官〉》到“二月提钢”更新时间:2018-09-23

 1.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2.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

3.江青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4.《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附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5.田家英擅自删改毛主席的讲话

6.彭真提出了“二月提纲”

1.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去了国家政权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处于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不但是因为在这方面资产阶级还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更是由于随着共产党地位改变,取得了国家政权,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和旧的传统习惯,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中国这样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里,情况就必然是更加复杂。而无产阶级思想不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已夺取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倒退﹑复辟随时都可能发生。可是,在我们党内,能像毛主席这样认识问题的人却并不多。

从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来看,刘少奇在这方面没有很大建树。他1959年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在1962年再版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其中可争议的地方很多。当初他1939年在延安出版这本小册子,主要是靠了吕振宇和杨献珍的帮助。杨献珍是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老部下,是刘少奇在思想理论上最主要的也是最忠实的助手。吕振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早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就和刘少奇共过事。后来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刘少奇的历史知识很多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刘少奇平时对理论的研究下的功夫不够。传说的什么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那只是当年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一个流言。王光美很认真的跟我们说过:那都是瞎说。少奇同志讲了,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这么说过。

邓小平是党内有名的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他一有空,就是打桥牌,玩。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别人看了几遍还不懂的东西,他看一眼就懂了。他还特别善于揣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心理。邓小平的许多历史知识都是从吴晗那里来的,吴晗和邓小平并不仅仅是牌桌上的牌友。外界都以为吴晗和彭真的关系好,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是彭真的下属。其实吴晗与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彭真的关系。

周总理总是忙于各项事务,他对于意识形态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比较“迟钝”的。

其他几位常委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很有限的。

党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比较强势的还是彭真和康生。他们两个在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记得,彭真被打倒后,毛主席在一次跟我们的讲话中还说,彭真在批(苏)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这点不能否定他。

康生对马列经典著作很熟悉,他的古文功底也很深,这方面他不仅在党内,就是在社会科学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胡乔木﹑田家英都是自视很高的人他们对当时以理论家而闻名的陈伯达都看不上,但他俩对康生一直都是很尊敬的。其实,陈伯达也有他的长处,他在哲学﹑经济学上的功底比康生强。

毛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和叶子龙,其中除了叶子龙。都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很关心,但具体的表现与作用是有差异的。

建国初期,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此前,他又对影片《清宫秘史》中的卖国主义错误,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青,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在这方面却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

陈伯达在延安的时候,曾写出很多文笔犀利的学术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应该说,陈伯达还是有学问的。只是他这个人私心重,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比较善于见风使舵,容易动摇。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是站到彭德怀一边。主席一说话,他马上回头,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批判彭德怀。本来他在会上是受批判的,因为毛主席说,秀才还是我们的人,才被解放。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紧跟毛主席,在反修理论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他后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

胡乔木本来是毛主席最器重的笔杆子,在主席的几个秘书中,他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最强的。我听田家英说,建国之初,毛主席在写《评“白皮书”》等六篇文章的时候,规定胡乔木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都要随叫随到,主席一有什么新的想法马上就把他叫过去商量。可是后来胡乔木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却一直倾向于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他也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尽管后来毛主席保护了他,但他从庐山下来后,就一直在家里养病了。

田家英在诗词方面颇有造诣,但要论写文章,他比陈伯达、胡乔木都要逊色。他后来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倒向了刘少奇。这也不难理解,刘少奇担任了国家主席之后,仍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经常找他。日积月累对他思想影响不小。

叶子龙主要是搞机要工作的,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在这方面过高要求他。

如上所述,在“五大秘书”中,唯有江青对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展开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解得最深刻,这同主席对她在理论思想上的严格要求有关,主席看什么书,要求她也跟着看,而且要写笔记,主席看过的好文章,也经常批给她看。她是喝“蜂王浆”成长起来的。

2.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江青就带着人下去调查武训,为批判《武训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到了60年代初,她又开始从京剧这个传统的戏剧入手,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革命改造。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江青对我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她还让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并不懂行。所以没能完成她给的任务。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她指导创作的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她又叫张春桥领我去看样板戏。江青跟我说,她在北京抓京剧现代戏的时候,曾经和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一些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但是江青搞京剧革命争取到了周总理的大力支持。我听浩亮(他和我是秦城时的难友)说,“样板戏”这个名称就是由总理亲自定的,而不是江青定的。后来组建“样板剧团”,也是由总理亲自决定的。有一次,毛主席去看样板戏的时候,演员们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军。主席回答得很巧妙,说你们要求参加解放军这是好的。但是群众也不一定希望他们看到的节目都是由部队来表演的呀。主席这么一说,下面就难办了,到底是给参军好?还是不给参军好?结果还是总理想出了办法,所有的“样板剧团”都由总政发给军装,但不发领章和帽徽,也不算是现役军人。

江青对样板戏确实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梅派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梅兰芳甚至说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腔,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而且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该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而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她也是年轻漂亮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们都服她。她确实是个内行。程砚秋老先生和江青交往很久,他生前都说江青真懂京戏。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出场的亮相也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英雄的首次出场就像一篇文章的开篇之笔,是这出戏成败的重要一环。杨子荣的出场亮相,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也不满意,最后还是江青亲自跑到台上教他怎么摆弄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的出场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观看排演的观众和专家们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头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赵燕侠原来与彭真他们关系很熟,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出来演阿庆嫂。可是她还是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了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在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我说剧中的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她一个人怎么生存呢,这比在孤岛漂流的鲁滨逊还难啊!哪怕有个人同她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的人觉得我讲的有道理,还真的去改了。他们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那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得先跟我商量。你下去这么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下群众场面。

对芭蕾舞,江青其实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总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脚尖上,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还说,电影表演要看眼神,电影的特写镜头很多都是写眼神的,它是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说,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讲的就是处事看人,她说,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

江青所领导的京剧革命,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

3.江青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有》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人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文革结束后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 这是不对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曹荻秋还叫人到北京找过我,说上海市委是积极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所以他们是“红线”上的人,不是“黑线”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对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

还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问来。而且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建议他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他答应了。不知道现在他写出来没有?

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找你,你自己倒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

还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三遍。这种说法应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来说,这篇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如果主席看过文章后并亲自改过三遍,怎么会对文章未击中要害这点不加以修改呢?据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写好后,江青确实送请主席审閲,毛主席也说他看过三遍。但从现有档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对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过修改,现存的文革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对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动笔修改,应该是真实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党内也有很多人,像总理、叶剑英等是支持批判吴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时见到江青。江青跟他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罗瑞卿当场表示,我们《解放军报》支持。他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态度很鲜明的编者按。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是从那天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时《文汇报》记者艾玲来北京,她分别找了我和关锋等人,想听听北京学术界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反映。艾玲跟我说,她听江青同志介绍过我的情况。我那时和关锋还不在一起,我俩也没有商量过,但却都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听了我们的意见大为高兴,因為她跑遍了整个北京,没有在学术界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现在居然有关锋、戚本禹表示支持!她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主席、江青对我们很满意,我们就成了北京的左派,我支持姚文元主要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但从心里说,我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理想,一个是没把“清官”问题说清楚。没有揭露出“清官”在本质上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另外,我觉得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海瑞要大官僚徐阶把多占的土地退出来,退给其他的官绅地主。可当时主张“包产到户”、单干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农民退田。两者不是一码事。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个是为海瑞鸣不平,一个是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这才把《海瑞罢官》这出戏的主题给点出来了。

我当时听了主席关於《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传达,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难以相信,怎么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对社会动向的了解竟然会那般细致入微。当时,1960年初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确实借著《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翻案。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他们不管海瑞和彭德怀所主张的退田内容有什么不同,反正认为从公社退田单干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他们认为彭德怀是为民请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样的命运。“罢官”。

吴晗老觉得他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那股逆时代发展的暗流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复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所以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

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衝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

4.《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也和我写《评李秀成的自述》的文章一样,并没有谁给我下过什么指令,完全是自发的,那时我从通县搞“四清”回来,在家养病,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就经常到“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去看报刊杂志,了解当时学术界的动态。那时学术界还是很活跃的。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咨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我的这篇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邓力群四人审阅签字,发表在1965年12月6日的《红旗》杂志第13期上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我的文章在阶级立场上和历史观上与姚文元的文章都是一致的。而这个时候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出来,事实上就成了呼应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了。

1965年12月21号,离我的文章发表才半个月,离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也才一个多月,毛主席在杭州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一起谈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对他们说:“成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我没有参加那次谈话。那次关锋离开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是他母亲生病,他要回山东看母亲。他回来后,我问他,你母亲的病好了没有?他说,你真以为是我母亲生病?我母亲没有病,是主席要我去杭州。然后关锋向我传达了主席说的这些话。

1966年7月18日主席回北京后,有一次同我们见面的时候,主席又谈到了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主席说: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马克思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得来的。也是我说过的老话了。你把我的老话又重新翻出来了。在主席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年8月毛主席在支持红卫兵运动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造反有理”成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行动纲领的时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在主席指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缺点后,我和林杰、闫长贵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继续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主题写了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点了翦伯赞的名。之后,写第三篇文章又进一步上纲上线。这第三篇文章虽然是闫长贵执笔的,但参加讨论、修改是三个人。发表的时候也是署三个人的名。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翦伯赞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问题。我也没有认真地去核对地方上送来的材料,就说他包庇地主,并进而把他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了。文革后经他家乡党组织核查,翦伯赞在土改中虽然对家庭成分的划分有看法,但并构不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所以我当时这样说他,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纠正对翦伯赞过分的批判,指示要保护翦伯赞,给出路,还让总理派人去北京大学传达了他的意见。那个时侯我已经被关进秦城近一年了。当时聂元梓已失去权力,由军人王连龙领导的军宣队掌握领导了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军宣队、工宣队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逼供翦伯赞。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尽管翦伯赞死亡悲剧发生时,我和林杰、闫长贵都已进了秦城监狱,他们夫妇也不是为我们写的那篇文章自杀的,但我们的文章也确曾给他造成了压力。对此,我一直都感到内疚。

附录: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就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1】。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2】“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干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蔑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6】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学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7】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报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8】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王将相可以不去研究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学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

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丞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9】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0】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踪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于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1】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俩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忠贞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泰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12】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

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注释:

【1】《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50页。

【2】《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3】《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5】《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7】《丢掉幻想,准备战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8】《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9】《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9页。

【10】《〈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3页。

【1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页。

【12】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

5.田家英擅自删改毛主席的讲话

毛主席在1965年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等五个人谈话,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指明了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和斗争,并不单纯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是党内外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在主席同他们谈话的时侯,关锋和艾思奇在现场做了记录。他们把记录整理好后,就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根据他们两人作的记录,整理出了一个毛主席讲话的内部文件。田家英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权力挺大。他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大区书记的领导。可是在田家英印发的毛主席谈话中,他竟擅自把主席上面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这段话给删除了。

陈伯达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在参加这次谈话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只找了关锋。关锋说,在他和艾思奇交给田家英的记录稿上都是有这段话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时候给删掉的。关锋还说,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说过,把主席的这段话删掉不好。可田家英说,没关系。陈伯达让关锋把他说的情况经过写个材料。然后陈伯达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江青。江青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她建议陈伯达直接把情况报告主席。这时关于田家英的情况还有王任重和谢富治那里的材料,后来主席就是根据陈伯达的报告和这些材料,批准对田家英进行审查的。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为给田家英平反,说这是关锋告密,是江青和陈伯达对田家英的政治迫害。但无论从党的工作纪律,还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原则上来说,田家英擅自删改主席重要讲话都是不应该的。邓小平等人以这件事作为平反的理由也是不充足的。

6.彭真提出了“二月提纲”

1966年1月,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胡绳、田家英、许立群、邓力群、林涧青、龚育之以及宣传部、新闻界和学术界其他领导人,彭真特别点名要关锋、戚本禹参加。总共约有三十多人。会上,由胡绳传达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胡绳讲得很仔细,他先讲了最近文化革命的形势,以及这一时期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接著传达毛主席12月21日讲话,他倒是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胡绳还解释了一下,毛主席说的没点名,是说戚本禹写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的是翦伯赞,但没点翦伯赞的名。胡绳的传达与关锋给我讲的基本相同。胡绳讲了以后,彭真说: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新指示,大家要好好学习讨论。

会议结束后,彭真叫我和关锋留下来。因为前不久我们已经和他见过面,他跟我们就像是老朋友似的,说:我们又见面了。我开玩笑说:你又要请我们吃刀削面了?他说:不,今天太晚了,不打扰你们了,咱们不吃饭。咱们就说一件事,这次,我在上海见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来看看你们。江青同志特别嘱咐,要你们两位积极参加这场学术争论。彭真接着说,吴晗一直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有些问题我也是经常批评他的。他这次又受了批评,态度尚好。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提了很多问题,也引起我很多思考。对主席讲的吴晗文章和彭德怀罢官的指示,我的理解还不深透。猛一下听了主席讲话,很吃惊,我以前没那样想过。彭真没说他不同意主席的意见,只说听了很吃惊,理解不深透。他接着说: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写清楚。对彭真这段话,我当时还认为是他谦虚。可关锋却说,不对,他是不同意主席的意见。他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让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有分寸。我从来都很尊重关锋的意见,但仍觉得他的这个看法可能有点过分了。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关锋对彭真和我们这次谈话的看法是正确的。

到了2月中、下旬,即春节期间,关锋又去了一次上海。江青向他交底说,批《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还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问题,反击1962年的“翻案风”问题。过了春节以后,艾玲又向我和关锋透露,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支持的,是张春桥具体组织的。可是在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没有向我们透露这些。她叫我们不要给别人说,而且建议我们也写文章。并说,《文汇报》会给你们发表的。

这时,当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从康生那儿听到了一些风声,他表现得很积极,也跑来约我们写文章。

我在参加了彭真主持的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义召开的会议,以及彭真与我们进行谈话之后,就开始为字文章准备材料。很快我就写出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的文章。我的文章完全是遵照彭真的“好好研究,把它写清楚”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彭真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我自然认为彭真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意见的。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彭真和江青有那么大的分歧。差不多同时,关锋和林杰也写好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

两篇文章都交给了许立群,可是却一直都不见发表。过了一阵,我就给彭真写了封信,报告了以上情况。彭真的秘书答复我,首长工作很忙,你的信和文章我都放他桌上了,有时间他会看的,他看了以后有答复,我马上告诉你。然后就这样一直拖着。

长期的拖延引起了我的怀疑。许立群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是彭真最得力的干部。他不发表我们的文章,那一定是有彭真的指示。后来我听说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彭真指示说,彭德怀的罢官涉及到政治问题,很敏感,先不要发。我就想,明明是你当面给我们布置的任务,让我把《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写清楚。我花了几天时间,熬了好几个夜晚,才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完了你却叫许立群不要发表。去找你,你又以工作忙为拖词不理。如果我写得不对,你可以批评。为啥什么都不说,却又不让发表呢?老实说,我以前对彭真印象一直很好。这以后,我就对彭真有看法了,觉得关锋没有看错他。

后来想想,当时彭真在会后找我和关锋说的话,确实是在给我们暗示,让我们把批评《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但后来因为我们的文章都不符合他的意思,所以他就不让发了。可这些话,他又不能跟我们明说。那时我还不太懂这种高层的政治语音,所以,我当时对彭真不准发表文章,很不高兴。

我把文章送给了康生,康生的态度很明确,叫马上发表。我说:人家不让发,怎么办?他说,你找穆欣发。但这时穆欣听说彭真不让发,他也不敢发了。这和他之前的态度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就是这么个人。

到了1966年1月下旬,彭真就让许立群他们准备材料,起草了一个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在2月完成的,所以就叫做“二月提纲”。在准备起草“二月提纲”的时候,他们找了七份在他们看来有问题的材料,准备转呈给毛主席。据说,这七份材料中有我写的小册子《孙承宗》,还有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从陈贾说起》等,以及邓拓的一篇杂文《伟大的空话》等等。

关锋的杂文是用“何明”的笔名写的,发表在《光明日报》等几个报纸上。我的《孙承宗》小册子是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孙承宗是明代的一个兵部尚书,曾率领明军坚决抵抗满清皇太极的侵略。明末抵抗满清的侵略,有三个战功较大的统帅,一个是熊庭弼,一个是孙承宗,一个是袁崇焕。其余的(包括那个投降了清军的明朝统帅洪承畴)多打败仗。袁崇焕已经有很多人写了,熊庭弼也有人写了,就是孙承宗没人写。一次,我们秘书室的领导陈秉忱把他收藏的一幅孙承宗画的画送给康生。康生在画上面题了跋。康生说,孙承宗不但是个有名的文人,而且是个有名的统帅,他打败过努尔哈赤的接班人皇太极。康生让陈秉忱给我传话说,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孙承宗了,听说你对明史有兴趣,那你就写一篇文章吧。我听说康生要我写文章,便马上积极行动。那篇文章好写,查查明史,看看他的传记,没几天就写完了,投给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当时吴晗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主编,吴晗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又通俗又好读,文笔也好。翦伯赞也说好,都同意出版,翦伯赞还给我提了一些意见,写文章要剪裁浮辞,形容词不宜太多,一般情况下,一个形容词就够了。他的意见很对,到现在我写文章还遵从他的意见。翦伯赞确实是有水平的。

许立群在把我这本小册子给彭真的时侯,还加了附言,说,现在我们批判《海瑞罢官》,是因为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借海瑞为彭德怀鸣不平。那末戚本禹写的孙承宗原来也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而且孙承宗后来也是被罢官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吴晗写《海瑞罢官》要批判,那戚本禹,还有关锋等人也要整风。

他真是生拉硬扯。海瑞是因为骂皇帝而被罢官的,孙承宗不是,他是因為抗击皇太极立了功,受人嫉妒,被排挤的。而且,也不是被罢官,而是年龄大了退休回家的。

2月初,彭真和许立群带着他们写的“二月提纲”,与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几个一起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康生、吴冷西虽然也都是五人小组的,但“二月提纲”的最后修改没有让他们参加,是彭真、许立群、还有姚溱他们三个人搞的。彭真把那些材料都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说对吴晗要进行批判;可是对左派也要整风。毛主席跟他说,左派整风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这里的左派主要就是指关锋和我几个人。可能只是巧合,过了三年,我和关锋都被隔离审查了。

王力在回忆这件事的时侯说,他得知许立群报送给主席的七个材料中有我写的《孙承宗》,很担心这样会出问题。因为他在康生那里,看过康生为孙承宗绘画的题跋,知道是康生叫我写《孙承宗》的。尤其是他知道1958年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他就给彭真说,戚本禹是当年的“八司马”之一,是主席给他平反的。你们现在又要告他?他那篇《孙承宗》的文章,是康生叫他写的,与彭德怀无关。你把他又告到主席那裡,会不会再出个“八司马事件”?彭真回去就叫许立群把我的《孙承宗》从上报的材料里抽掉。但从后来的一些迹象看,毛主席是知道《孙承宗》这本小册子的,似乎没能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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