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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二章 批判“二月提纲” 和起草“五一六通知”更新时间:2018-09-23

 1.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

2.我1966年4月的上海之行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3.参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组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的产生经过

5.江青告诉我回中南海上班

6.惠安童生

1.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

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受张春桥委托,到北京来办事,他见到许立群的时候,许立群对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你们上海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就把北京的批评向张春桥汇报了,春桥又报告了主席。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许立群他们不让发表我们文章的事都对《文汇报》的艾玲讲了,我还把我的文章给了艾玲一份,请他带给春桥。很快艾玲带回了一封春桥写给我的信,艾玲告诉我,她还向江青作了汇报。

本禹同志:

信和稿子都收到了,可惜,这几天,我和其他同志都难抽出时间阅读,估计短期内也如此,恐怕误了你的事情,特先复你:不必等待我的意见了。

热烈地问候你的健康。

张春桥

一月二十八日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不加理会,拒绝转载。为打破封锁,毛主席建议上海新华书店出版小册子,向全国征订。北京只订了几本样书,又不发行。这种情况已经是很不正常了。在毛主席作出了明确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指示之后,他们又不让发表我们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这些都表明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已经在公然抵制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了。矛盾激化了。

1966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谈话。3月30日下午,毛主席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对“二月提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锋和我一些人。

3月31日康生奉主席之命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由康生传达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康生在会上说,主席说,北京写了那么多文章都不请示他。为什么姚文元写一篇文章就一定要请示他们呢?是我代表中央?还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

这个会上,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撒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会后,康生叫穆欣马上发表我的文章。《人民日报》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也要发表我的文章。

1966年4月1号,我把《〈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拿给了穆欣和吴冷西的部下陈浚生,当天晚上我就坐火车去上海了。4月2日清晨火车到了南京,在火车靠站的时侯,邮局送上一大捆当天出版的《新华日报》。一会儿,列车服务员就去各个车厢卖报纸,我也买了一份,报上全文刊载了我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我自己的文章被登在报纸上。随后我到各个车厢去转了一圈,看到许多乘客都在看我的文章。那时的群众都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的。

在我原来写的文章里,我还是肯定吴晗曾经是民主斗士的,只是说他现在的观点是错误的。希望他这位昔日的民主斗士,重新思考自己现在的立场,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在我交给他们的底稿上是有这段话的,可是在4月2号正式发表的时侯这段话没有了,这或许是康生他们给删掉了。

2.我1966年4月的上海之行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我这次去上海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参加《红旗》杂志历史组和学部的哲学所联合在上海召开的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毛主席发出了工农兵学哲学的号召后,《红旗》杂志准备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我们就在上海组织了由工人和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的座谈会。另一个是去见江青,这是艾玲通知我的,说江青要我到上海去与她见面。

和我一同去参加座谈会的,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哲学研究》杂志主任编辑吴传启以及两个青年编辑,一行五人。到上海的时侯,上海市委秘书长来车站迎接我们,安排我们下榻在锦江饭店。当晚,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但是没有请潘梓年、吴传啓他们。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是由上海市委交际处的负责人顾志刚安排的。顾志刚见了我,就跟我开玩笑说:“好同志来了”。我跟曹荻秋说,顾志刚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侯的入党介绍人,曹荻秋说他们已经听顾志刚说过了。那时侯我只是个局级干部,上海市委对我的接待是破格的。席间谈起了李秀成,谈了《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他们都很支持我,给我说好话,我自然也谦虚了一番。那次,是我第二次见曹荻秋、魏文伯,我和他们很谈得来。曹荻秋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很有学术修养;魏文伯对历史很熟悉,对古诗词也有自己的理解,对毛主席诗词,他都能背诵。

饭后回来,我对潘梓年说,吃饭没请你们,我真觉得不好意思。潘梓年说,我们只是学部哲学所的和《哲学研究》杂志的人,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是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负责人之一,请你是符合礼仪规定的。

晚上睡觉、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大的带厅的套间,给潘梓年安排了一个単独的房间,给吴传启和另两个小年轻则安排了标准房。我觉得,潘梓年的资格比我要老多了,所以我坚决要把大套间让给他住,而且吴传启是研究员级,和那两个小年轻住一起,也不太合适,我就对吴传启说,你和我住在一起,让潘梓年一人住套间。潘梓年坚决不干。我就说,我和吴传启晚上要探讨点问题,你年纪大了,睡得早。这样他才勉强同意了。潘梓年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在毛主席去参加“重庆谈判”的时侯,他是《新华日报》社的社长,而我只是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小党员,人家比我高好几个档次呢。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哥,因为潘汉年那时已经被抓起来了,所以他有一些思想包袱。

第二天,我就去锦江饭店的小礼堂见江青。江青在上海有她的住所,但开会、会见客人,一般都在锦江小礼堂。

我向江青汇报了北京的情况,讲了我们写文章的过程和许立群扣压我们文章的一些情况,也跟她说了我们对“二月提纲”的看法,并且说了在康生传达了主席指示后北京发生的变化。江青听完我的话以后说,“本禹啊,幸亏我们还有毛主席,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怎么办啊?”我对江青说,他们说我和关锋是什么学阀。可我们都是小人物,算得上什么学阀啊。依我看,他们说的这个学阀指的是比我们更大的人物,也许包括你和春桥?江青说,他们恨我,要超过恨你们好几倍呢。但在他们眼里我和春桥也算不了什么学阀的,他们所说的学阀,其实就是指毛主席。这个说法在我听来真是大吃一惊啊。我说,他们不敢吧?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领袖,是革命的导师呀,他们有这胆子!江青说,哼,你说不敢,可我看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有什么不敢?!她说,他彭真眼里有谁啊?听了这话,我惊愕不已。

江青又跟我谈了她受林彪同志委托,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发表座谈会纪要的事。她说。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就要批判周扬。她跟我说起周扬等人曾经怎样迫害鲁迅。我说,许广平同志对周扬的意见是很大的。那时我跟许广平有一些来往,知道许广平对周扬他们有看法。江青问我许广平的态度和表现怎么样。我说,她的态度很坚决,表现也非常好。江青就让我回北京以后安排许广平来上海同她见面,具体商讨批判周扬的事。

和江青见面后,我就和潘梓年,吴传启一道去召开工农兵学哲学的座谈会了。我们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来参加座谈的人,发言还真是有点水平,他们把批判《海瑞罢官》,讲得头头是道。会后我跟潘梓年说,真不能小看工农兵呀,他们一个个都快变成专家了。潘梓年说,你不知道,他们都做了很长时间准备了。那些文章都是经过秀才们改过的,都背熟啦。后来,我见到朱永嘉,我问他,我觉得上海工人的水平很高,我参加了他们的座谈会,工人的发言讲得很好。可潘梓年说,那些发言是经过其他人帮助修改过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朱永嘉说,我倒是没有去改过。但真有人改过。市委听说你们要来座谈了,就专门找人来辅导他们,找的是谁我就不知道了。他讲的情况跟潘梓年分析的是一样的。

座谈会上的文章我们没做多少改动,后来都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工农兵的文章发表后,一次关锋跟我讲,山西有个工人,是个女同志,叫解悦。本来我也认为她的文章是别人替她写的。我就去跟她探讨,她没稿子,却能把写过的文章讲得清清楚楚。我没想到那么漂亮的年轻姑娘,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我说,是不是也像潘梓年说的那样,是人家给她作了辅导,再让她背下来的。关锋说,不像,我提的问题都是临时想到的,她都讲得很好。解悦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来成为山西省革委会的常委,再后来就也跟我们一样的受难了。

我又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格使我都感到汗颜,战士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他们简直是半点个人主义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把自己限制得太苦了,处处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战士为了上海市民过年期间的安全,两三年都没有回家过春节,给他假期他都不要。后来我专门写了个报告,表扬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质。这个报告送给了江青和主席看了。江青表示,她很受感动。主席看了那个报告后,说,“好八连是好啊。”

3.参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组

到了4月中旬,我们召集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的任务完成了。准备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去编发工农兵学哲学和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时,张春桥派他的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指示让秀才们一起开会讨论,写一个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并说陈伯达、康生、吴冷西、王力他们马上都要来上海。以康生、陈伯达为首,要我和关锋也一起参加。还说,部队也要来人,有刘志坚、陈亚丁等人。于是,我就让潘梓年、吴传启他们先回北京,去整理座谈会的稿子。我继续留在上海。

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和张春桥见了面。他见了我,就一见如故。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去他家,说他孩子看了我写的《评李秀成的自述》,也想见见我。我就去了他家。他那时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错,但他家里摆设却很简朴,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他那时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没有想到还是很朴素。我问,你们华东局这么艰苦?其他领导的家里也是这样?他说,马天水家里更破旧,还不如我。不过,他告诉我,陈丕显他们家里就不一样了。我虽然没去看过陈丕显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里破旧,董老(必武)家也破旧,总理家里不旧,但也不豪华。刘少奇的家里就豪华了。陈伯达家里也很讲究;田家英家里宝贝很多;胡乔木家里也比较阔气。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反感那些家中摆设富丽堂皇的干部的,觉得家里朴素的干部一般都是好干部。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他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主要是讲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主席也最怕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最怕党内产生一个新生的特权官僚阶级。怎么限制?只能从经济上加以限制,从权力上加以限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旧的东西,像工资差别,八级工资制,如果处理不当,不加适当限制,任其扩大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法权。我是上级,是领导;你是下级,是被领导,我就该比你多拿,这就是法权。当然,共产党是承认有一定级差的,根据各人贡献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别,有人多拿一点,有人少拿一点。但是不允许过度扩大这种差别,不允许产生一个特权阶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这么一条,要从工资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讲,我是这么來理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你理解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来参加起草文件会议的人不少,好些人我都记不得了,但姚文元没来参加。在会议期间,姚文元到锦江饭店来找过我。他是一清早走路过來的,六点钟就来了,他到了之后也不让服务员来叫醒我,就在外面坐着等我起來。可那天我是凌晨二点钟才睡的觉。后來一个服务员觉得这样让一个名人去外面等着实在不妥,就进来叫醒了我,说,首长,外面有个人等着,就是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姚文元,他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叫醒我。我赶紧把衣服穿起來把他引进房间。让他等那么长时间,我很过意不去,连忙说对不起。他说,没关系,我坐在那里也是在想问题,不耽误时间的。他虽然已经是个名人了,却还是像个中学生,很朴素,又很谦虚,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话又说得很得体。我对他印象很好。我们一起谈《海瑞罢官》,交换了对彼此写的文章的看法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总之,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

等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陈伯达就召集开会了。他先交代说,主席指示,请大家来批判彭真、许立群他们写的的“二月提纲”,要写个文件把它废除。接着他说,解放以后,将一个中央发的文件废除,并加以批判,这还是头一回。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做对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损害,但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陈伯达做了动员以后,大家开始对“二月提纲”进行讨论和批判,开始是逐句逐条地来讨论、分析、批判的,哪一条错在哪里,哪一句话错在哪里。这样进行了一天。说实话,有好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你光从字面上看是不容易看出错误来的。所以这样一句、一条地分析、批判就有点繁琐了。我就在会上提出,我们能不能抓几个主要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可能工作效率会高点,譬如,把左派当学阀来反对,这条就挺重要。但究竟这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我没想好,要请大家来研究。陈伯达觉得我的意见有点道理、就让大家对我的建议说说自己的看法。王力说,“二月提纲”就是个纲要嘛。我们是要抓住要害,抓主要问题来批判,一般性的、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那些东西就放过去,不然这个批判文件就弄得太长了。吴冷西接着王力的话题说,评判谁是学阀、和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确实是个要害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问题辩清楚。后来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中,讲到平等问题和学术权威的那一段,就是吴冷西起草写的,后来又经主席补充修改,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

这样,就不再一句一条地批驳了,而是先找出主要问题,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大家发言踊跃,而且是各有特点。吴冷西、关锋善于理论概括,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吴冷西讲的最多,关锋也讲了不少。后来“五一六通知”文件中,有好几个重要问题都是吴冷西、关锋讲的。王力的记录、整理能力很强,他行文也快。他有个特点,能把别人的思想接过来变成他的,你给他一个提纲,他就能慷慨激昂地讲半天。你讲一分,他能讲二分、讲得比你的还好。可他自己却不大能形成独立思维。一次江青问我王力表现如何?我说,王力挺好,批判‘二月提纲’很积极,发言也很尖锐。穆欣没怎么讲话,陈伯达也不问他。陈亚丁讲得也不少。刘志坚人是来了,但他比较稳重,讲话不多。当时我觉得这人挺和善,又是老资格,很尊敬他,可没想到后来他在总政镇压起造反派来会那么厉害。在这次会上,我除一开始讲了一点意见,后面都是听的多、讲的少。我总觉得他们都是老干部,我是年轻人,我不能老是表现。

大家讲完之后,就各自把发言的内容先整理成文字,再把一段段的文字连接起来,交给陈伯达汇总。陈伯达是很会写东西的,而且他擅长做后期整理。他汇总出来以后,再请康生看。

康生在文件上改得很多。他的修改很规矩,用一条线勾划出来、然后在空白处用章草仔细地写好,他工作得很认真。

都弄好了就送去印刷厂,由工厂排版印出来,然后陈伯达、康生又给主席写了一个短信,再送给江青转呈主席。

江青不大来参加会议,她只是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找人碰头,主要是找康生、陈伯达、春桥他们几个。会议最后形成的文稿由江青派专人送去给主席,她负责和主席联络。

主席住在杭州。毛主席对我们送去的文稿又作了很多修改。然后就印送北京,给其他的中央领导人看。请他们再提出修改意见。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的产生经过

就在我们讨论和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要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总理没有参加起草小组的会议,但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正好说起。总理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提名之后,名单送给了主席。主席说,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笔杆子组成,各大区、各省、市都要有人参加。所以,这就又有了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时候,我和王力、关锋、穆欣等人都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

吴冷西没有进中央文革,这可能与主席曾在一次会上说他是个“半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他过去在彭真领导下也犯过点错误。其实他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他善于作理论概括,不但话讲得透彻,文章也写得好。我曾两次参加钓鱼台“反修写作班子”的会议,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他和姚溱两个人。我那时还年轻,不太懂事。吴冷西有个眼睛不好,老是带着有色眼镜。有一次我问他,老吴,你怎么老是带着有色眼镜,你的眼睛怎么了?他就和声细语地跟我解释了一番。王力知道后就跟我说,你真是的,怎么问人家这个问题。这是他最不愿意人家问的问题。谁问他他都会跟谁发火的。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先天的缺陷,当时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吴冷西,同时也感激他把我常成小孩,没跟我发脾气,还耐心给我作了解释。

现在,在所有我看过的回忆录中,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就是吴冷西。有理论,讲公道,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中肯。主席批评他是半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是不简单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也说他自己顶多是百分之七八十的马克思主义。

江青提名的陈亚丁被刘志坚否定了,刘志坚说他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方面也有些问题,改为谢镗忠。陈亚丁就此恨死了刘志坚,后来打倒刘志坚,很多材料都是陈亚丁和总政的造反派一起搞的。谢镗忠是总政文化部部长,老红军,老革命,党性很强。但是人太老实了,在文革中,他去处理部队的事情,两派都不听他的。

5.江青告诉我回中南海上班

在我即将要回北京的时候,江青又叫我去和她见了面。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回北京以后不要再去《红旗》杂志上班了。她要我直接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她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另有安排。我当时已经听说田家英出了问题,中央决定要对他进行审查。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中央还决定由我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担任主席的秘书室主任。

这时中央已经开了会,决定审查罗瑞卿了。江青跟我说,上次碰到罗瑞卿的时候,和他说了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的事,罗瑞卿支持了她。所以,她觉得罗挺好。但没想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从江青的话里,我听出来,她事先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的。我就问她,罗瑞卿的事情,中央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林彪让叶群来向毛主席告的状。她说,叶群还神秘兮兮的,单独找主席谈话,都不让我们知道。我想,毛主席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是在叶群汇报谈话后作出的,不然,他会和江青先打招呼的。

6.惠安童生

我是和陈伯达,还有其他几个参加起草文件小组的成员,一起乘专机返回北京的。在飞行途中,陈伯达和我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当我问起他年轻时候的经历,他谈兴很浓。由于口音的障碍,他就一面说,一面写。因为飞机上没有书写的纸张,他就写在了专机上的“飞行报告”的背面。这些纸后来我都夹在了一本书里,我从秦城出狱后,在归还给我的一部分私人用品里面看到了这些纸。

陈伯达在上面写道:“最近看过清朝一个官僚的信,其中说,有一天,暮宿惠安,城小如瓮、县清似水。可见我生活的环境,是很狭窄的,眼光太小。敝县在前清时,童生最多,号三千,每三年到泉州考秀才,卷子大量不通,流传的笑话很多。泉州所属各县,称不通的人,为‘惠安童生’。我是惠安童生之一。”

这篇短文倒是陈伯达很少有的一个幽默小品。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话呢?就在此前不久,在讨论“五一六通知”文件时,田家英擅自删掉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要害的讲话,是与会者的一个中心议题。在陈伯达的报告交给主席之后,江青为此与身在杭州的毛主席通了个电话,主席在电话里对江青说,怪不着田家英要到我这里来游说“包产单干”呢!“谮言如水,渐以成之”。江青没听懂,主席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又向她说了一遍,可她还是似懂非懂,只是不好再问。但江青知道了主席引的这话,意思是说:坏话所以能影响人,就是它像水的浸润力一样,是慢慢形成的。江青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她把主席说的“谮言”念成谗(chan)言了。有一次开会,江青对大家谈起了她与主席的通话,康生说,谮言应读“zen”言,谮不读为谗。陈伯达听了说,这两个字古代是通用的吧!康生没再说话。过几天大家又开会,康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从《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抄来的“谮”字和“谗”字的音韵古读,还有从《正字通》抄来的一句话:“谮,俗作谗,非。”(大意)江青看了这张纸,说对呀,主席湖南话我听不大清,但他好像是把“谮”字读为“zen”的。这件事把陈伯达搞得不好意思。他心里肯定是觉得没面子。我心里明白,他在我面前以“惠安童生”自喻,其实是怕我会受到康生的影响。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哪里是什么惠安童生,我在参加校对《毛选》工作的时候,看到你在整理编辑《实践论》、《矛盾论》所作的贡献,后来还看到你在整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贡献。我这样一说,陈伯达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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