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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五章 田家英的自杀更新时间:2018-09-23

 1.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2.逄先知对田家英的掲发

3.我知道的田家英

1.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彭、罗、陆、杨”问题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的问题。总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他配合我们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与谢富治谈完工作后,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在下午二时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他和王力会合,然后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与汪东兴通话,告知情况。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如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找他。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你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的威信很高,组织上的事情,他说一不二。

田家英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那里原来是彭德怀住过的元帅府。我们到那儿的时侯,只有田家英夫人董边在,她告诉我们,家英同逄(先知)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就坐下等着。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田家英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头的文件,特别是《毛选》五卷的手稿,都交给本禹同志,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你检査的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等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这儿还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现在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稿。

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当时表现的是无奈和委屈,但并不激动,更没说过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话。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知道,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我、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安子文谈话完毕,我就在田家英住处用红机子与汪东兴通了话,通报了安部长和田家英的谈话情况,并请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马上就派了机要室的机要员王妙琼过来,又派了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一起过来协助我办移交。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和张纯到了,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清点田家英那里的文件,并一一作了登记。

接着,安子文与王力分别乘车回去了,我在交代完毕后也回到中南海甲楼,找汪东兴通报了情况,并请他对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等做相应布置。汪东兴听了我的话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中央对田家英实行停职反省的决定。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査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可能来不及到会。他就说,那么我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大约五六点钟的时候,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登记完毕。还说文件早就整理过的,所以都很清楚,交接得也很快。我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后把文件带回来。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的文件交机要室,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把《毛选》第五卷清样存放到甲楼。

晚上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他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汪东兴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各种斗争,还讲了毛主席对田家英的批评。汪东兴讲的内容有些我是知道的,许多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在我离开中南海的期间(1964—1966)发生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5月22日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了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马上交给我。我说,那我派人过来登记。他说,“不,你要来一下,我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我说,那好。于是,我通知了王妙琼,叫她一起去田家英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了,但是接到我的电话,她即刻去了田家英那里。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一百多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是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起身出去,想到永福堂的东厢房找住在那里的逄先知过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就跟着过来,在走到卫生间拐角处,他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他这个举动是违反纪律的。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毕竟有着多年的交往。这个时候,我也没法告诉他什么情况,只能对他说,下午安部长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嘛,你有耳朵没有啊。我一边说还一边拉拉自己的耳朵。他懂了,知道我说的是陈伯达。事实上,中央这次决定审查田家英,也确实有陈伯达向毛主席写报告的事。

文革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写文章说,在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来,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去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无稽之谈,类似推理小说,虽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移交文件,这是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签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琼办的。这些签字的档案应该仍在。

第三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约十时许,田家英的勤务员小陈,第一个发现田家英在永福堂的西厢房里上吊自杀了。(田家英把主席不大看的书都放在永福堂的西厢房,而主席经常要看的书则都放在菊香书屋。)小陈看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绳子里自尽了,门还反锁着。小陈惊恐地跑到秘书室去报告,那天是星期一,在行政科值班的王象乾和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他们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路辉用口对口人工呼吸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就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那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汪东兴和我报告。我们立即转报会议主持人,然后赶了过去,安子文、王力等也闻讯坐车赶来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叫人通知了董边。

看了现场以后,安子文、汪东兴当场就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后来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后火化了。安子文、汪东兴和我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主席和江青等汇报了情况。

2.逄先知对田家英的掲发

田家英自杀后,逄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门外的中南海干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那个地方整个院子的下水道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别人家的马桶也都堵住了。马上有人向办公厅报告了,一查,原来是逄先知在家里销毁材料造成的。汪东兴和我马上过去看了,汪东兴叫人把下水道都挖开,把冲下去的东西取出来。取出来一看,在烧剩下的碎纸里竟然有张毛主席索书条子的碎片。问他怎么回事,他看了看,说是毛主席要书的时候写的条子,他没看清楚就撕掉了。把主席的手迹毁了,这个问题挺大了。汪东兴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来。我有点于心不忍,毕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跟汪东兴说,现在不宜叫公安部来抓他。汪问,为什么。我说,他接触过大量的中央机密,知道的事情太多。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审,他万一乱讲,不太好。汪东兴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说那就把他隔离起来,内部审查。

逄先知被隔离后,态度挺好。汪东兴叫他写啥他就写啥,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一百多张纸。所有关于田家英的事情,特别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别是酒后,用很无礼的话宣泄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说,田家英说了,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材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还有什么刘公(指刘少奇)怎么还不起来造反等等。他还揭发了田家英许多生活上的违法问题。如果按照他的揭发来给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问题就严重了。

逄先知1950年进秘书室不久,很快就做了田家英的秘书。当时深得田家英的信任。可田家英出事,他揭发和控诉田家英怎样侮辱他的时候,声泪俱下,令人同情。而到文革结束以后,他又把田家英抬上圣贤的宝座,大说田家英是怎样培养他,他跟田家英的关系是怎么怎么好。还反过来说是我诬陷田家英。真是一个不实事求是的人。

3.我知道的田家英

我进中南海之前,就在中央团校听过田家英的党史报告,进中南海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从为毛主席读报、处理信件,到给毛主席管理图书,直至参加编辑《毛选》的校对,都是田家英叫我去做的。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对他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那个时候我感到他对毛主席的感情很好。特别是在编辑《毛选》一、二、三卷的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勤恳,非常认真负责,连一点细小的地方都不肯放过。可以说,在编辑《毛选》这件事情上,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毛主席对他也是喜欢的。1956年开“八大”的时候,他根据毛主席的口授大意给主席起草的闭幕词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毛主席逢人就夸奖他,这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这一点他是有君子风度的。即使批评人,也很有分寸,不象秘书室另一位领导人何载那样官腔十足、随便训人。只是他这个人过于敏感,气量也不是很大。我们秘书室的同事们和他的关系一般都是很好的。他对我们也非常随和。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他同情和支持我们这些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八司马”。可是,他明知中办主任杨尚昆包庇秘书室的领导何载,支持何载狠斗“八司马”,但在主席替“八司马”平反后,他却不准我们给杨尚昆多提意见。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哥哥参加军统的事和他自己生活作风上的事,有把柄落在了杨尚昆的手里。所以,在主席亲自支持“八司马”,要开会批判中办领导扶右反左错误时,田家英就来跟我们说,你们的揭发,就到中直党委和中办派来的代表王刚为止,绝不能牵扯到“老令公”(指杨尚昆)。就这样,他还不放心,开大会的时候,他不让说话激烈的李公绰和我两个上去发言,生怕我们对杨尚昆批评过分,而是安排了说话比较平和的朱固上去发言。

杨尚昆曾多次提出秘书室的工作要先向他报告,然后由他去报告主席,而田家英知道,主席是非常重视秘书室工作的独立性的,一直是要田家英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于是田家英就两面敷衍,不敢得罪杨尚昆。

1950年秋,因为他没有把石景山工人为要求解决生活困难给主席的信送给主席,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他回来就一边喝酒一边在我的面前发牢骚。田家英嗜酒如命。他对我最大的意见就是不能陪他喝酒,而我对喝酒真是没有兴趣。我估计,后来逄先知揭发的他说的许多话,很可能是在他喝了酒以后说的。还有很多错事,他也是在喝了酒之后干的。

田家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小平提拔他担任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小平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小平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不过在大跃进的时候,他倒是没有跟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浮夸风。他在私底下还对我说,邓小平虽说也是出生在农村的,但他根本就没干过农活,不懂农业。刘公(刘少奇)家在农村,可是也不干活,也不懂农业,所以他们才会搞浮夸,才会相信什么万斤粮。毛公从小干农话,所以他就不信什么万斤粮。

田家英对1958年的“浮夸风”是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正缺的。主席派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去各地农村作调查,他们了解了下面的真实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向主席汇报。为此,他们也受到了各地方大员的反感和冷遇。田家英对一些中央和地方大员比如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人看法很大。1958年他带领我和秘书室一些同事去四川种试验田。在庐山会议上,他把我们写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呈给了主席,使得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李井泉不服,自己派人去作复查。如果不是四川的劳动模范罗世发顶住压力,坚持说了真话,那当时田家英和我都可能会被打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被指责为“欺骗毛主席”。

正因为此,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也是事出有因的。可是后来他受到了李锐的揭发,李锐把他们在私下里说的一些话加油添醋地向主席作了交代。因此在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他们也差点被卷进去。由于主席对他们进行了保护,说“秀才是我们的人”,他才过了关。从庐山下来后,他和陈伯达、胡乔木都宣布从此与李锐绝交。田家英更是咬牙切齿地在我们面前,痛骂李锐是“卑鄙无耻的小人”,宣布与他“割袍绝义”。

庐山会议后,田家英曾跟我说,他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自己是上了彭德怀的当。他很感激毛主席保护了他。他在向秘书室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给我们作报告的时候,他批判彭德怀的态度是很激烈的,直指彭德怀反党,那个报告的记录我现在还保存着。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当年6月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对这一切心如明镜,只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可是,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相信他了,也很少找他。从那之后,田家英的情绪就很低落。

田家英自杀后,他的夫人董边跟她工作所在的全国妇联的领导人讲,田家英是冤枉的,他向主席去反映“包产到户”的事,是刘少奇让他去说的。这些人现在怎么都不出来说话啦?还说,田家英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那是为了保护中央的团结。

全国妇联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安子文。安子文马上把董边找来,还叫了王力和我一起参加。安子文对董边说,田家英出了问题,照理我们是可以把你也隔离起来,进行审査的。现在我们已经对你很宽大了。如果你还要胡说八道,攻击中央领导,那后果你自己负责。董边吓坏了,从此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安子文很老道,他叫王力和我一起到场,这是向董边表示这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领导的。我和王力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

不过,董边说田家英代刘少奇受过,是为了党中央的团结,这话我当时就觉得疑惑。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叫他去湖南农村做调查的,回来了,理应首先去向主席汇报的。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作汇报,并接受刘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么建议呢?而且明明是刘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议,当主席问他的时候,他却还在毛主席的面前不说真话呢?这怎么能说是维护中央领导之间的团结呢?要维护中央的团结,不是应该去劝说刘少奇听从毛主席,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吗?那是中央决定的方针呀。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竞老了,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区别只是,汪东兴在主席叫他“要改换门庭,现在就滚”的时候,(听中南海的同事告诉我)他当场就跪倒在地,请求主席的宽恕。而主席这个人其实是心肠很软的,也就让他留了下来。可是田家英却不愿向主席说真话,承认错误,而是寻了短见。

田家英自杀后,在一次谈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当时主席也在,我说,田家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据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对主席还是有感情的。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会后,江青就批评我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为此,我在后来的中央秘书局秘书处的群众大会上还公开作了检讨。

等到我被抓起来后,好多人,尤其是汪东兴就说我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已经是田家英的死党了。到了文革结束,田家英又被邓小平他们抬举成了英雄。而我又变成迫害田家英的罪魁祸首了。其实,这两者都离历史的真实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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