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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八章 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新时间:2018-09-23

 1.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工作组

2.工作组座制积极参加运动的学生

3.刘少奇批转《九号简报》实行白色恐怖

4.江青叫我们去支持学生

1.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工作组

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全国上下都沸腾起来了。在各个大学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学都闹起来了。每天中央文革小组电话不断,哪里出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问题了,告急的电话接连地来。

为了应对各种问题,中央也是接连不停地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对策,中央书记处差不多每天就要开一次会。由于我有责任协助童小鹏处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工作,所以中央开会,我都得去。会场布置、安排警卫等,虽有警卫局管,但秘书局也要关注。甚至连茶水供应也要过问,因为来开会的都是重要领导,如果有人给你在茶水里加点什么药,那就出事了。所以会议供应的茶水都是由中央办公厅招待科的人员送去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进出茶水间的。别看茶水这个事儿小,世界上在茶水上出问题的大案就有好几个。这些事本来都应该由汪东兴管的,可是他经常不在北京。童小鹏,总理那里也总有任务,就得我去过问了。

那段时问,白天我一般在中南海,晚上在钓鱼台。中央开会的时侯就去怀仁堂。会议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会议的记录和简报,中央指定王力和我负责。有紧要的事情,还要立即向主席报告。所以我要三个地方不停地来回跑。有一个司机整天都跟着我们转。

由于运动中各种问题不断,6月3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以及相关的领导,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

会议主要是讨论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要不要向各大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在发言时提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派工作组下去,是不是好?但刘、邓他们没有理会陈伯达的意见,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对派工作组也都没有表示出不同的意见。这样会上就决定,要派工作组下去。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北京的北京大学、陕西的西安交通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江苏的南京大学、河南的郑州大学等几所大学,认为这几所大学的问题很多,被认为是“右派”集中的地方。

至于工作组下去以后干什么?怎么干?会上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关于开展文革运动的八条要求,让工作组掌握。这八条要求是: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

(3)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

(6)注意保密;

(7)不准打人、诬蔑人;

(8)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说,戚本禹,你过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次会议的决定要向主席汇报,他明确地指明,文化大革命要“内外有别”,你要跟主席讲清楚:“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这一条你要跟主席反复讲。并告诉主席,随后我还有专门的报告给他。

那时主席和江青都不在北京。起先他们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不在一起。后来是有时候在一起,有时候又不在一起。但即使不在一起他们也是经常互通电话和信函的。江青曾对我说,我们在外面,对北京的文革情况不是很了解。你是主席的秘书,你要经常跟他汇报情况,我说,我不敢经常给主席打电话,怕干扰他。江青说,那你就先跟我说,我看看哪一些应该讲的,我给你转达。江青是我的直接领导,同时她又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因此我觉得要报告给主席的事跟她讲比较方便,所以有事我更多地是先向江青报告的。有一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京大学等一些地方看了。那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旗帜,有红的、黄的、绿的,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很壮观。后来主席在他写的“有所思”这首诗里面,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心里就觉得伟大领袖与广大群众,真是息息相通啊。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发生的事情。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电话,有时是我打给她的,有时是她打给我的。

主席在那个时侯对运动还没有具体指示,对刘少奇、邓小平决定要向学校派工作组,主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只是通过江青在电话跟我说,叫陈伯达、康生、关锋、王力和我都要经常去学校看看,了解一下运动的进展情况。把我们所看到的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告诉他。

2.工作组座制积极参加运动的学生

被派到北大担任工作组组长的张承先,原是河北省的省委书记。他带的工作组,是在6月3日中央会议结束的当日就进驻北大的。随后几天,又有更多的工作组被派到了各个大、中学校去。

工作组下去以后,很快就开始约束和压制学生自发参加与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对工作组的一些作法,一些学生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向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工作组就对这些学生进行打击。

按照江青传达的主席指示,我和关锋、王力几个人就经常抽时间到各个学校去跑,我还抽空去过工厂,去看那里的大字报。我去了北航、地贸学院、清华、北大、轻工学院、矿院以及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首钢等单位。开始时我是带着秘书、警卫,穿着军装去的。后来带着“快报组”的人一起去,也有的时侯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司机去。因为那时认识我的人还不多,我可以随便地到处去看。各学校大字报很多,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我只是看,不跟别人交谈,所以也没人来理我。我听说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了以后,他们七个签名的人这时也分裂了。我就专程去北大看了,可北大太大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我来不及仔细查找,但我看到了不少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

每次看完大字报回来,我都要向江青汇报。我向江青汇报,看到一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遭到工作组打击,甚至工作组组织人开会斗争学生的情况。江青就说,这个工作组怎么不听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在打击学生吗?派工作组下去是去打击学生的,不起什么好作用啊。你们为什么不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意见来呢?

可是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们能提出什么意见啊,连陈伯达发言都没有人听,那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里能有多大发言权呢,就几个写写东西的秀才。在中央的会议上,也只是做做记录。

江青跟我说,“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己发动的运动嘛,就没有工作组嘛!“一二九运动”也没有工作组嘛!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说的。江青说,我就不赞成派工作组下去跟学生搞对立。我把江青的这个意见跟陈伯达说了。陈伯达就问,这是不是主席说的?我说,我只是听江青说,但我想江青说的这些话,一定是问过主席的。陈伯达也认为是这样,于是,陈伯达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是不是不要再派工作组下去了,让群众自己选举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来领导自己。我们可以在旁边引导,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行不行?工作组去了以后,发生了一些和群众对立的事,还不如让群众自己来领导自己好。可那时陈伯达还只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刚上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那些参加会议的大人物面前。根本不算一回事。加上他讲话声音小,又是福建土腔,嗫嗫嚅嚅的,许多人也没有听懂。所以,陈伯达讲完之后,没有人响应他,也没有人驳斥他。刘少奇虽然显得不耐烦,但总算没有打断他;邓小平在他讲话的时候,则连头都没抬一下。所以后来陈伯达很委屈地说,我只是个小小的老百姓,连讲话都没人理睬。总之是会议没有理睬陈伯达的意见,继续往各学校派工作组。

后来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情况愈演愈烈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就向刘少奇提出,学校出现的压制学生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刘少奇认为那是正常的。刘少奇对我们说,群众要给党提意见,党是欢迎的,要鼓励他们。但有些情况不对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机反党啊,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浑水摸鱼的人都抓出来。有个材料,说有个人利用大字报攻击领导,讲的东西都很尖锐,也不署名,结果一查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

3.刘少奇批转《九号简报》实行白色恐怖

工作组派下去以后,不去领导学生批判“二月提纲”、斗争走资派,却反过来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工作组与学生的冲突。陕西省委打电报过来反映,说西安交大有一些学生在底下秘密策划,准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委和工作组发动进攻。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发火了。他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

刘少奇、邓小平很喜欢使用他们新提出的“反干扰”、“抓游鱼”这些新名词。我亲耳听到刘少奇说过“反干扰”、“抓游鱼”,印象很深刻。他说,毛主席在反右派时的讲话里讲过,“一条游鱼三个浪”。游鱼本事很大,能在深水中翻腾,把水弄得混浊一片,波浪起伏。刘少奇又进一步作了发挥,他说,一条游鱼能起三个浪,那是因为渔翁懒,渔翁的职责是抓鱼,把游鱼都抓了,水就清了,浪就没了。各大学校都有游鱼,抓了它们就行了。不去抓游鱼,不去抓捣乱的人,他们就会搞得你翻天覆地。刘少奇说的游鱼,指的就是造反的师生,他认为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刘少奇的讲话很快就用红头文件发了下去。这个文件没经过我,是童小鹏经办的。陈伯达说他也不知道。于是各地的工作组马上统一腔调,说什么一条游鱼三个浪,把游鱼抓出来,不让它跑掉,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坏分子。这样,一场刚刚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运动,立刻就变成一次全国性的反干扰、抓游鱼、反右派的运动了。而且一下子就搞得声势很大。因为1957年有过一次反右派的经验了,所以他们对于怎样把学生打成右派,已经驾轻就熟,都很有经验了。

全国第一个“抓游鱼”的高潮大概是在1966年6月10日前后出现的。最早受到打击的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李世英。李世英被抓了“游鱼”,并被戴高帽游斗后,于6月9日中午跳楼自杀(获救)。毛主席后来曾说,李世英是西安的学生领袖,当时他的影响超过了蒯大富。

“抓游鱼”的第二个高潮出现在6月18日之后。6月18日上午,在6月16日《人民日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影响与鼓舞下,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校园内,自发地起来批斗了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揭发为修正主义的领导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有些会场发生了给挨批斗者戴高帽、涂黑脸的现象;有的会场上还发生了扭打现象,但很快就被与会的群众所制止。本来这些现象在群众运动初起时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也是不难纠正的。但是北京大学工作组却搞出了一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在这个简报里,他们用片而、夸大的方法,歪曲地报导了事情的经过,说当天上午北大所发生的群众批斗会不仅存在严重的乱打乱斗,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反革命黑帮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我们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工作组领导人张承先号召组织力量进行追查、反击。张承先他们在学校开会追查了三天,但除了查出在参加运动的人中间,有一个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的工人,和几个有盗窃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学生外,并没有查出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可就是这么一个简报,刘少奇却把它作为“反干扰,抓游鱼”的依据,迫不及待地在“简报”上加上一个批语:“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刘少奇的这个批示与《九号简报》,不经主席批准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给了全国。这实际上就是要全国各地学习北大工作组,严厉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这个中央文件的批发的时间为1966年6月20日,这时距离6月18日北大事件的发生才两天,距离北大工作组的“九号简报”送到中央各同志的时间还不到一天。

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发出以后,各学校工作组就有了尚方宝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斗学生和群种的高潮。在这前后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断在简报中向中央反映,各地有多少学生被斗,这个省抓了多少人,那个省又抓了多少人。还不断有学生自杀的消息传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大、湖北大学都发生了学生自杀的事件,也有工人自杀的。

派去北京地质学院了解情况的同志来汇报说,地质学院的工作组把一些学生和群众关押在一个曾经存放过放射性物质同位素的地下室里。我一听,赶紧带人跑去看,结果我们的车到了校门口,门卫不让我们进去。说是为了防止学生串联,工作组不让任何人随便进出学校。我拿着《光明日报》记者证给他们看,他们说如果你是党报的记者,那还可以。《光明日报》不是党报,不行。于是我就只好回去再换上《人民日报》的记者证,这才让我进去。进去一看,里面的学生被斗得很惨。他们都不敢见记者了。你一见记者,工作组就要来追查你给记者讲了什么。但我们总算把工作组将一些学生关在原来存有放射性物质的地下室里的这件事查清楚了,确有其事。

清华大学的情况更是刘少奇直接干预指导、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实际掌控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因蒯大富贴出怀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组关注。因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化902班听取意见而后又未来这件不大事件,竞引发了一场长达25天的反蒯运动。工作组提出“反蒋(南翔)必反蒯”的口号,在王光美的指导下,有700多名师生受到批判打压,多人被逼自杀。反蒯运动中,工作组将蒯大富隔离关押,剥夺其人身自由。蒯大富抗议无效,被逼绝食反抗。蒯大富多次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申诉反映清华文革运动的情况。

4.江青叫我们去支持学生

我看到了蒯大富的信,又看了记者关于清华文革运动情况反映的材料,感觉清华文革运动好像是一种白色恐怖。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因为怀疑批评了工作组的一些做法,就被关押批斗,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被逼绝食,被逼自杀。清华的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一个同学卧轨自杀失去了双脚。

当我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江青的时候,江青就批评我们,说把你们选进中央文革,你们怎么不起作用啊?我说,他们都是大人物,我们人微言轻啊。她说,人微言轻也要有言,你们应该起来反对。我说,我们反对有什么用。陈伯达在会上说了,可人家理都不理他。她说,你这是“奴隶主义”。我接受了江青的批评,心想,那好,奴隶起来造反了!大不了再来一个“八司马”。

我去和王力、关锋两个人商量,请他们去清华见蒯大富,了解清华文革运动情况。我对他们说:王光美跟我比较熟,我一去她就会打电话来找我刨根问底的。你们去了,她就不好给你们打电话了。王力开始还有点顾虑,但关锋却很积极。他说:他们放着走资派不斗,倒把学生给关起来了,这不行。7月22日,王力、关锋就去清华找蒯大富谈了话。王力这个人,临场发挥的能力很强。他卯上劲儿的时候,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一点他比我们都行。他们去了之后,见了蒯大富,听了他的申诉。当时就表示了对蒯大富的同情与支持。当天陈伯达也到了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而当时,王光美知道中央文革来人见了蒯大富,就发火了,她打电话追到中央办公厅,问是谁去接见蒯大富的?她说,蒯大富干扰毛主席的路线,你们去支持蒯大富,你们这是在干扰中央的“反干扰”。

听了江青的话后,我也再去各大学了解情况。当我去轻工学院的时候,一到那里,就看到贴在学院外面的满是“抓游鱼”的大字报。我就跟工作组的人说,你们怎么这样给学生贴大字报,文革的大方向该是斗走资派,学生哪里是什么走资派啊?工作组的人说,他们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怎么变成了坏人呢?即使里面确实有一两个坏人,那也可以放在运动的后期进行处理的。怎么能把那么多学生都说成是坏人呢?

本来我到各个学校去看大字报的时候,学生们都不认识我。但在轻工学院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当时在轻工学院读书。她跟学生们说,戚本禹来了!好些学生就上来围住我。有的说,中央文革来人了。甚至还有人说,是毛主席派人来了。他们问我对“抓游鱼”大字报的看法。这个时候,我就跟学生们说,我是来看大字报的,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不过,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我可以说说我个人的意见。我说,毛主席说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们学校现在却到处在抓“游鱼”,谁是“游鱼”?学校的革命师生不是“游鱼”。我就简单说了这么几句话,学生们就都知道我的态度了,一下子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多数学生拥护我的讲话,说戚本禹反对抓“游鱼”。他们还把我的讲话抄成了大字报到处去贴,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这样一来,我的表态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薄一波当时在中央管工交口的运动,轻工学院恰好是他在运动中抓的一个点。我去轻工学院的前两天,薄一波刚去那里看过大字报,他看了以后表态支持工作组“反干扰,抓游鱼”。稍后,薄一波就在一次中央开会的时候不点名的说,有的人在群众面前轻易表态,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造成了学生思想的混乱。

我把我去轻工学院的事报告给陈伯达,陈伯达跟我说,你以后少说话。我心想,不对呀,前天我在向江青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还批评我奴隶主义呢。我权衡了组长、副组长的不同指示,觉得还是江青爱护青年学生。所以我想,应该按江青的意思办。

就这样,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继续分头到各个学校去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富,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北师大支持谭厚兰。我也经常去北大看大字报,有时候是和曹轶欧一起去。曹轶欧把我向北大的学生作了介绍。听曹轶欧这么一介绍,那些受压制的学生都知道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他们的。所以他们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们。

其实,我当时之所以会同情并支持学生,还因为这类事我自己也亲身经受过。1958年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事件”,就是因为我们几个人给领导提意见,结果差点被打成反党集团反党分子。是毛主席亲自解救我们的。我思想深处,有根深蒂固的革命造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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