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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九章 撤销工作组更新时间:2018-09-23

 1.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2.邓小平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3.毛主席下决心撤销工作组

4.陪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5.两起风波

6.1966年7月29日的撤销工作组大会

1.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73岁的高龄,在武汉长江里畅游一个多小时。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跟他汇报一下,一些已经向他汇报过的情况他也还要我们都再讲一遍。在我们汇报的时候,主席对北大发生的6•18事件特别关心,还特别关心刘少奇对“九号简报”作的批示发下去以后,学校所发生的死人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反复问,是真死人了吗?我们说,是真死人了。他就问,怎么死的?我们回答,清华有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有的是跳楼、有的是卧轨等等。主席听着听着,表情显得很凝重。看得出来他对学生的死非常难过。这时张春桥把北大的“九号简报”和刘少奇批发的中央文件送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

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我看到徐业夫进来,他到主席那里不知说了什么,又马上出去了。后来听说是刘少奇要来见主席,因为主席在同我们开会,要他先回去了。这件事是不同寻常的,恐怕对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因为以前刘少奇要见主席,是随时可以见的。后来谢富治也跟我说起,主席是刘少奇都不见,先见了你们。

2.邓小平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江青是7月20号回到北京的,她一回来就跟陈伯达交换了意见。然后由陈伯达在钓鱼台16楼主持开了一个文革小组的会议。江青在会上提出,我们是不是向中央建议撤销工作组?陈伯达虽然有点犹豫,但还是表示了同意。我们全都同意江青的意见。

在接下来7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许多工作组以党中央的代表自居,但其实他们并不比学生高明多少。有些工作组因为整群众,而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如先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陈伯达发言的语气很软,有的地方简直都是在哀求。刘少奇他们还是没有理睬他。后来江青批评陈伯达,你这是“跪着造反”。

在会上,很多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认为高校运动刚刚开始稳定下来,怎么就要把工作组给撤销了,撤销工作组就等于把前面的工作给否定了。这时,总理说,陈伯达所说的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否可以试行一下呢?工作组不了解情况,整了学生,很多提意见的学生受打击,有自杀的,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先缓和一下?总理又指出,工作组也是派得太匆忙了。工作组不了解情况,就会干出不理想的事情来。让他们先撤出来,让群众自己先搞一段时间,看看,然后再说。

总理说得比较委婉。陈毅也在会上说,不如让学生自己搞搞看,让他们自己搞,无非就是乱一点,乱了,我们再去,或许就好点。陶铸支持陈毅的想法。当时就只有总理、陈毅、陶铸讲了这么几句话,其他人没有讲这样的话。李雪峰坚决反对撤销工作组,他说,派工作组去学校,问题不大,工作组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得局面稳定下来了,不能只看到一点问题就撤!

这天的会议没能做出决定,第二天7月22日接着开。陈伯达又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发威了,我原来还不知道邓小平这么厉害。他声音很大地说,我看工作组问题不大!没有工作组的话,下面还要乱,还会出现更加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他很激动地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一句话都不敢吭。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倒没有讲多少话,讲得最凶、音调最高的是邓小平。最后他发脾气了,忽地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大声地驳斥陈伯达。这是我进中南海十几年,第一次看到邓小平脾气那么大,他双手叉着腰,质问陈伯达,你们搞过群众运动没有?没有政策搞什么运动。你见了风就是雨?党中央的决定,就这样否定了?谁也没这么大的权力!他说话的口气很重,所以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总理也没有再讲话。按一般程序,这就算大家都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会议决定不撤销工作组了。为什么邓小平后来被称为第一号走资派呢?就这一幕,他也是够资格的。

3.毛主席下决心撤销工作组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没有立即表态。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的材料。听江青说,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说过大致这样一番话,看到群众运动一下子由热气腾腾变得冷冷清清,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心里很难过。有些学校的工作组明目张胆地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这是很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要赶紧扭转,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看到学生起来给党委提意见,就出来立规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什么正轨?其实是邪轨。有的工作组给学生戴反党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阻碍了,要改变这种作法,撤出工作组。你们要下去,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去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一些。把工作组撤了,让黑帮停职反省。让这些学生、老师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间派的人也参加一部分,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斗争。斗什么?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对吴晗、翦伯赞这些人谁更了解他们一些?还是革命群众。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吗。江青向我们转述了主席的话,我们感到心情沉重。从主席的话里,我听出来主席这时已经对江青、陈伯达、康生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进行了郑重的考虑,并已经有了决定了。

1966年7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主席接见了中央文革全体人员。陈伯达、康生、陶铸、江青、张春桥、尹达、王力、关锋、我、穆欣都参加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向主席汇报了情况,主席讲了话。我当时有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

毛主席在讲话中,主要讲了要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来搞等内容,同时还说了许多鼓励我们的话。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书记处也不行了。你们文革小组,是代表群众的,做了不少好事,群众最拥护你们,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群众拥护戚本禹、关锋他们,不听自称代表党中央的工作组。主席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天下人不之丹朱而之舜”,意思是说现在群众有问题找中央文革,不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了。主席之所以表扬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学生受压制时公开表态支持了学生。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华北的李雪峰,东北的宋任穷,中南的王任重,华东的陈丕显等各大区书记都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主席讲了话。主席在讲话中继续批评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批评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组,批评他们不许群众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准他们打电报给中央文革。主席说,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凡阻碍运动的,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的。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

主席还说他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后来不赞成了。张承先的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是起阻挠革命作用的。主席还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革命运动。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毛主席说全国90%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建议中央下令撤销工作组。

主席这次讲话非常重要,表明主席已经下了要和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斗争到底的决心。而且主席的态度非常鲜明,在接见我们之前,他虽然反对压制群众,但还没有正式提出撤销工作组。主席决定重要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和刘少奇斗争这样重大问题,他会找很多人来谈话,看很多资料,考虑很多问题,然后才下决心的。他的这次讲话,向我们明确表态反对派工作组,而且认为派工作组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应该负责。主席还说,召开派工作组的会议的时候,我不在。是他们主持的,我不知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他又对我们说,你们都应该到群众里面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我跟关锋说,我们俩应该写一篇文章了,把主席最新的精神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写了一篇《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文章,作为《红旗》杂志社论发表了。这个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学生们都把文章里面重要的话做了摘录,抄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后来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

主席的表态,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在这期间主席还有几个重要讲话,有些我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刘澜涛还是谁,曾整理过一个材料,里面有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多次讲话,其中包括接见大区书记时的讲话,比较全面,可惜我找不到了。我记得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不是跑各个大学,就是参加各种的会议。每天每人要工作差不多18个小时,很紧张。

4.陪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江青、陈伯达都到北大等学校去看了大字报。听说主席自己也在一个凌晨悄悄地去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主席对刘少奇他们说:中央文革现在都下去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跟群众在一起,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1966年7月25日以后,中央领导就分头到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去。总理去清华和第二外国语学院,邓小平去人大,江青到北大,我和关锋到地质学院、北师大,王力到中学。

刘少奇选择了建工学院,他让中央文革派一个人跟他一起去。他先叫陈伯达去。陈伯达一看刘少奇挨主席批评了,他哪里还敢和他一起去啊?但刘少奇当时还是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他也不敢得罪他。于是他叫王力、关锋去。可他们都说晚上有事,去不了。陈伯达就对我说,没办法了,只好你去了。我也不愿意去。我说,江青叫我今天晚上跟她一起到北京大学去,我答应了,不好改。陈伯达就说,江青那边,我帮你去请假,你今晚就不要去北大了。刘少奇这边,他要中央文革去一个人。他是中央的副主席,他说要人去,我们一个人都不去,我怎么交待?你必须去,没有商量。我没办法,只好去。

第二天,中央文革开小组会,江青知道我跟着刘少奇去了建工学院,向我发了火。她说,你怎么跟着刘少奇去建工学院?不是说好跟我一起去北京大学的吗?我说,我是说好跟你去北大的,但是陈伯达一定要我去建工学院,他说他负责帮我向你请假。她说,他什么时候替你跟我请假了?问陈伯达,他又是照例地装糊涂,说他忘了有这事。还好关锋在边上给我作了证,说的确是陈伯达要老戚去建工学院的,老戚说,他已答应江青同志一起去北大。江青知道了事情经过,就反过来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说,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去了。后来主席听江青说了这事,说,你们当初答应让戚本禹陪着去是不对的,现在答应去了而又不去,那也是不对的。江青从主席那里回来,向大家传达了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主席说的对,我应该继续跟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果然,在我陪这刘少奇他们再一次去建工学院时候,就受到了建工学院工作组有组织的围攻。在开会的时候,工作组的人就说我支持反动学生,支持反动言论,对我进行上纲上线。还把他们听来的我在轻工学院说过的话拿出来批驳。陪同刘少奇一起去的余秋襄也指责我,说,派工作组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这有什么错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同他们进行辩论了。我说,派工作组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是无所谓对和不对的。关键是看你派的工作组去做了什么。学生们的行动都是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组一进去就在学生中间“反干扰”、“抓游鱼”,要把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分子”。现在这些大标语都还在,这些难道是对的吗?

这时刘少奇出来讲话了,他首先批评了工作组,说你们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在刘少奇讲话时,下面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在作记录。然后刘少奇又替我说话了,他说,我批评你们,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戚本禹批评你们,你们要这样对他呢?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嘛。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

随后,刘少奇又在私下里对我说,有些情况你当时应该跟我们说嘛,你又不说。我说,伯达同志不是在会上都说了么。我还具体地说了陈伯达在什么时候,说了些啥。刘少奇听了也不响了。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怪我没有把主席那里的反应跟他事先通通气。可是,主席没有交代让我跟他说的事,我怎么能跟他说呢?我若主动去跟他说,那不就犯了和田家英一样的错误了么。当然,当时如果他来问我的意见,那我是可以跟他说的,但他又没来问我。他那时一心“反干扰”、“抓游鱼”,精神亢奋,偏听王光美和那些大人物的。我即使跟他掏心窝子说实话,他也听不进去呀,弄不好再打我个“八司马”。

我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后来不知怎么被传出去了,第二天学生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他们拥护戚本禹,反对工作组。还有些很偏激的大字报说工作组狗胆包天,敢攻击中央文革等等。我们在建工学院开会的时候并没有学生参加,我也没有跟学生接触,开完会就回钓鱼台了。刘少奇不会去传,谷牧、余秋里他们更不会传,那学生怎么就知道了呢?我估计是工作组里的人告诉学生们的,工作组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天,刘少奇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是我去给学生报的信。可是他不来问我,我也不必要去作什么解释了。

我把在建工学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告诉了主席。江青告诉我,主席就讲了一句话,“东海龙王想退兵,虾兵蟹将不肯听。”

5.两起风波

江青去了北京大学,她在北大发表的讲话中,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江青的讲话很受北大师生的欢迎。

在江青讲话的过程中,底下有人递了张条子给江青,条子上写着。我们系里有一个人,自称是毛主席的家人。可她老是支持工作组来整我们,她说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请问江青同志,她是不是主席的家人?她为什么要支持工作组?

江青看了纸条很生气,当场就把纸条上所说的那个人讲了一顿。这件事当时在群众中还很引起了波动。

在江青讲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她的边上,周围还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

过了一天,李讷来找我。她跟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给你,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家事”。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昨晚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引起了主席的误会。我就跟李讷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去干预你们的家事呢?可李讷说:“这我相信。但爸爸让我带话给你,我总是要带到的”。听了这话,我也无话可说了。我想,很可能主席怀疑这件事是我告诉给江青的。其实知道这事的人很多,江青并没有瞎说,她说的都是事实。只是在这样的群众场合下说这事,也确实是不很妥当的。主席是知道我经常给江青反映情况的,江青在向主席汇报时候,也常常会说,本禹怎么说怎么说。主席就有一个印象,江青的许多事都是听我汇报的。可是这件事却真的不是我汇报的,其实在这之前,我连那人是在北大念书的都不知道。但是主席叫李讷带话给我,我也不能再去向他作解释的,甚至在江青那里,我也不好去说的。我只好把主席的话谨记在心了。后来主席见到我的时候,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派到北京中学里面的工作组,有许多人都是从中央团校调去的。一次,王力到了一个中学,非常激烈地批评了工作组,他当场指着学校工作组的组长说,你站起来,我现在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销你的工作组组长职务。那位组长在被王力宣布撤职后,就被学校里的学生给打了,打得很惨,伤得很重。中央团校的人抬着被打伤的工作组组长到中央文革来告状。他们一起到了中央文革的接待室,一口咬定是王力叫人打的。接待他们的人马上把情况反映到了我这里,我不相信王力会叫人打他的。只是在王力讲话以后,那位工作组长挨了学生的打,两者有点关系,但不能说是王力叫打的。中央团校来的人还说,戚本禹是从我们中央团校毕业的,我们要找戚本禹。我那时离开团校已经十六年了,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说啊?我就让靳耀南去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派了中南海的一位医生陪同被打伤的工作组长去医院治疗。还答应他们,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回来以后,马上就向他们汇报。这样才平息了这件事。

6.1966年7月29日的撤销工作组大会

主席在连续几天所作的谈话中,都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运动。1966年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毛主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这个文件修改后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在会上毛主席提出撤销工作组。7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不知道汪东兴、童小鹏他们是怎么组织的,我听说来开会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组的那些学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很少。我就叫人马上去通知地质学院、北师大和北航等学校批评工作组的师生代表,叫他们组织造反的学生和受压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我写了条子,让大会堂的警卫人员放他们进去。警卫问我,安全问题怎么办?我说,安全问题由我负责保证。这些人都是受打击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难道他们还会带什么武器进来?再说那时候已经有安全检查的仪器了,如果有枪的话,马上可以检查出来。可是警卫们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们全都安排去了三楼。这样一来,三楼成了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集中的区域了。

在会议开始之前,我照例要到到会场的四周去查看一下的。当我走过距离会场最近的北京厅(即118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吴旭君和徐业夫,他们还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来了。

可是主席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持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在会上对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点自我批评,可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来进行自我辩解。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总理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承担了派遣工作组下去后整了学生,他也有责任。

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照理说开这个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推行的派工作组整学生的错误的。可现在却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自己来掌握会议,这样一来,大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作向我辩解的会议了。而且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给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感觉。

正好这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很多学生都有意见,他们说刘少奇是镇压他们的,现在他们倒都来了,毛主席却没有来。连王光美都来了,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于是我就和办事人员说,你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来,就不要停。办事人员马上去和造反的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们就喊起来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先是从三楼,然后二楼、一楼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能见到毛主席,谁不愿意啊。喊声持续不断,越喊越响,震耳欲聋。开始是坐着喊的,后来大家都站了起来,连坐在前面主席台下面一排的中央领导也都站了起来。那么多人在一起喊,那声音震耳欲聋。那时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千万别引起楼板的共振。学生们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钟,这时候,毛主席从主席台后边走了出来。这一下,全场的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整个大会堂。很多人没想到他们喊喊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来了。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从主席台的这一头慢慢地走到了另一头,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走到了主席台的中间转身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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