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 读典籍 收藏本站设为首页
当前位置:首页 > 史籍历史 > 《戚本禹回忆录》在线阅读 > 正文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
背景:                     字号: 加大    默认

《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更新时间:2018-09-24

 1.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2.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3.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

4.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护国家文物

 

1.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曽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根据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又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从当时的情况或者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情况来看,都证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性。

开始的时候,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来进行的。从《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在同日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以后,许多大、中学校就掀起了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一些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的热潮。但当时被受到冲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单位的领导指定或授意的。后来刘少奇他们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工作组只是千方百计地去制止学生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斗争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反,由工作组所组织的以“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的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在校园里揪斗被他们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揪斗中,出现了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尊严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快地蔓延了开来,而且越来越扩大,特别在一些“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的带头下,进一步出现了非法开押、剃阴阳头、甚至是严刑拷打的情况。这样武斗的批判、斗争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毛主席明确表态反对的。

我自己在党时就曾亲自见过这种情况。一次我坐车出去办事,车顺着小胡同向大马路开去,就在出胡同的时候看见一位妇女,估计也就三四十岁左右,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捂着脑袋,一路小跑。我一看她脑袋半边没有头发了。我赶紧叫司机停车,走下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看我们穿着军装,就说,是被学校里的学生斗了,他们把我的头发都给剪了,我没脸见人了,我要赶紧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她说,学生们说我搞资产阶级教育,可我就是按教科书教的,怎么是资产阶级教育。原来她是一位语文老师。看见她走路很难堪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送你回去吧?她说不用,她家就在前面。

我回到钓鱼台的办公室,跟文革小组的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情况,说不仅剪阴阳头,现在“红卫兵”在街上剪人家长头发和小裤腿的也很多。

我在家里经历的一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我的女儿是1955年生的,那时就十一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我回家去看看,见她正对着一张凳子,用皮带叭叭地抽打。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她说,学校里的同学都批评我没有斗争性,说我不敢打老师,叫我回家练一练怎样打人。我说,你们在学校都打老师呀?她说,现在都在打老师,谁不打老师就说谁没有斗争性、不革命。我一听,觉得问题真是严重了。我说,你有没有打老师啊?她说,老师平时对我挺好的,我不愿意打老师。我说,中央文件里都明确说不准打人的,打人就是有斗争性啊? 她给我背了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我说,不对,这是在解放前斗地主时说的,你们的老师又不是地主,你们有意见,可以批评他,但不能打他们。

后来,我们把这些发生在校园里的暴力事件的情况,向江青、陈伯达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就此作了明确的批示,打人、挂牌子、喷气式、剃阴阳头都属于武斗,统统禁止。

在文革结束以后,把这些打人的事情都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坚决反对并制止打人的,而且1966年6、7月时,许多有关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定,都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的常委会和书记处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当时的发言权还很小。

还有人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去学校,说成就是去制止打人的。真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多数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并没有去制止打人,他们只是不许学生起来反对领导。他们对起来反对领导的学生,和他们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般都是实施残酷斗争的。 在毛主席批示之前,只有少部分的工作组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不同的范围内制止了武斗。

2.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李达那时已经76岁了,身体也不好。1966年7月19日,他给主席写信,请求解救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最好的。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在武汉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他抓人抓得厉害。工作组撤销后,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首批造反派。王任重还背着中央文革小组,在后面支持“西纠”等组织和后来的“联动”,而在王任重的后面,又有叶剑英等人在支持着他。

老舍的死在当时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热悉。 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如同喜欢郭沫若一样。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之人。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那时定下来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满族人。他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毛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可是大家都喜欢的老舍,怎么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还怀疑是不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说不可能,我们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也没有这种必要。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曾经怀疑是叶向真这些人搞的,但査无实据。江青又叫谢富治去查,也没有査出实据来。査了半天,有人把责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洁青和他儿女的身上,说她们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在外面挨斗,回家又挨骂。他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他们来人审问我的时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的事。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但不好说。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对上官云珠,现在许多人说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说八道。我从未听江青说要批判或斗争上官,更谈不上迫害了,相反,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上官是旧演员中最优秀的,思想又进步。批判《清宫秘史》时,江青还叮嘱我,别牵涉上官。她说上官虽然曾与《清宫秘史》编导姚克做过夫妻,但她与《清宫秘史》没有关系。《清宫秘史》受批判时,上官也受到单位群众的批判,她回答不好,《文汇报》把情况反映到中央,江青专门问我,上海为什么要斗她?江青说,上官是个老实人。江青认识上官的丈夫姚克。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对它的评价来的,主要也不是批判姚克。虽然上官的挨批判与我无关,但我当时还是马上把江青的意见告诉了张春桥,要他去处理。 春桥答应立即向上海方面通气打招呼。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还是发生了上官跳楼的悲剧。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斗争盖叫天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挨不到江华,他也管不了。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

马思聪、傅聪等人的逃亡和死亡,也都是这样的情况。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可是他们又不拿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而是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和世界的人民。

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过节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了。周扬的弟弟跟她有过不礼貌行为。而周扬却听信他弟弟的话,不给她接组织关系。江青对此事一直不满。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他的弟弟。那时我是江青很信任的下属,她如果要整什么人,她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在文革中真要抓上海什么人,她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却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不是授人以柄嘛!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很可疑的。据我的观察,,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关系多是政治性的来往,江青在文革前与郑君里夫妇的关系很好,她能叫叶群去加害郑君里?!不可思议。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生活非常困难,有时甚至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晩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安排她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不惯,还是要回上海去。在文革中,江青曾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个保姆给关了起来。我估计这很可能是叶群叫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庭作证,控诉江青。江青见了保姆一愣,她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大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30年代后期才恢复党的关系。到1938 年她和主席结婚了,她在党内能有什么大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甚至不惜制造她的谣言,通过她来埋汰主席。但江青有时脾气不好,不善与人相处,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3.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

1966年8月29日章士钊的家被抄了,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主席帮助。8月30日主席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而且主席同时还告诉总理,看看还有哪些人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赶紧保护起来。总理马上按主席指示去办了这件事。

我听总理讲,章士钊家是聂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聂元梓听了总理的指示,赶紧叫人把抄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还了回去。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并派部队去切实保护。名单中第一位是宋庆龄,接着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期、沙千里、张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后就是国务院几位副总理,还有好多部长、副部长。江青一看有意见了,说,总理,名单里名人没几个,怎么都是你国务院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就不用说了,还那么多部长、副部长?

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件事情,主席不仅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把其他应急须保护的人也都保护了。冲击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对文革别有用心的人胡搞的 。

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

在《红色娘子军》演吴清华的白淑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有血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江青还是保她。我在会上就听江青讲了好几次了。那时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是金敬迈,他那时威信很高,所有的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于是金敬迈赶紧找中央芭蕾舞团的刘庆棠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了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一件大事。后来毛主席逝世,江青被抓,白淑湘站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白淑湘如果真是这样说的,那要么她是受人利用,要么就是她把刘庆棠错误对待她当成江青对她的迫害。刘庆棠艺术上有成就,但为人不是很完善,不象钱浩亮、于会泳那样严于律己。像白淑湘那样的情况,当时如果没有江青保护,她的命运是很难预料的。

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广东把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了农场养鸡。江青说,那怎么行。她还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呢。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保红线女,还要她去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作曲家李劫夫。文革一开始,东北音乐学院就把李劫夫定为黑线人物,学生要批斗他。江青跟我说,你把他弄到北京保护起来,让他住北京饭店,由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个报告,江青在上面作了批示。江青所作的这个批示的原件,被夹在一本我出狱时归还给我的书里。我根据江青的批示,专门去和沈阳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讲了话,做了他们的工作。后来李劫夫给我写来了几封信,表示感谢。 “9.13”事件之后,有人掲发李劫夫写过歌颂林彪四野的歌曲,江青反过来又批判了李劫夫,但林彪那时是四野的司令员,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不能算是什么问题。所以江青也没再深究。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江青也让我去保护他们。她说,他们都是为国争光的小英雄,去斗人家干什么。有人说他们是跟刘少奇黑线的。江青驳斥道,他们都是孩子,懂什么路线?又有人说他们是跟着贺龙的,是贺龙的人。江青说,他们跟贺龙能有什么关系?他们又没打过仗,没有卷入军队的内部斗争,怎么能是贺龙的人呢?总理知道我要去保护他们,非常高兴。他就叫荣高棠来钓鱼台找我,荣高棠原来是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时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4.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护国家文物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实际上人人都是积极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的。因为我们都懂点文化,知道那些东西的珍贵,不能随便就毁了。我那时一听到哪里有人在破坏文物,就心疼得不得了。一次我拉上关锋,一起去向江青专门汇报了关于文物被破坏的情况,江青又去报告主席。当时康生、陈伯达也都是很支持我这样做的。毛主席对一些人不认真搞“斗、批、改”,却喜欢去破坏文物,感到很不满。

1967年1月27日,主席叫我去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开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他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

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旧”期间,确实还是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老红卫兵”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就拿批孔、清理孔庙、挖孔子坟的事情来说,最初是由曲阜当地的造反派提出来的,他们给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当地文革运动的情况。毛主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运动的指导思想;而孔子的道理,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造反无理”。因此,我们觉得,批孔是文革应有之义。但这是件大事,让群众自发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动加以引导,防止造成不应有的破坏。当时北师大的学生造反派谭厚兰他们听说此事,反应很积极。陈伯达表示支持谭厚兰她们的革命精神。这个事当时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来讨论了,这个会总理和康生都参加了。总理在会上讲了话,康生、江青也关心这个事。关锋是批判孔子的专家,他对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他对清理孔庙,挖孔子坟是持谨慎态度的。不过他也说了,孔庙、孔子坟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象征,乘文革的东风,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专家参加,不可乱挖、乱毁。康生在会上分析说,孔子坟里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孔子是穷教授,没有钱财,顶多有几捆竹简。陈伯达说,有竹简挖出来也好,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他估计尸体早腐烂了,孔子的后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只是个形式问题。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

在得到中央同意后,由陈伯达、关锋和我向《红旗》杂志的林杰作了传达,要林杰去北师大作动员报告。随后谭厚兰组织了一个队伍,在1966年11月浩浩荡荡地开到曲阜,结合当地院校的师生,成立一个“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红卫兵在曲阜造反,山东省委马上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请示。 我即根据总理在中央文革会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电话回复山东省委,要求他们告诉红卫兵,孔庙里的牌区,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损坏,要保护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庙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样改造。孔坟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员在场参与,对墓中文物要保护。陈伯达亦将上述精神直接告诉了谭厚兰他们。后来听谭厚兰汇报,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对孔庙的碑匾、文物要保护的都写上了红字保护,并留有照片。

考古队和学生们一起去了之后,主要是当地贫下中农的造反队伍动手挖开了孔子的墓,发现里面全是黄土,什么东西也没有,连竹简也没一片,更谈不上什么珍贵文物了。实际上,那是不是孔子的墓也不一定,说不定就是后人随意堆起的一个土包包。孔子当时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最高的官职只是个司寇,而鲁国又是个弹丸之地,能有多少东西留给他。孔子死的时候,他弟子还没有整理出《论语》呢,所以也不可能把《论语》放在里面。他一生是述而不作的,没有自己的专著。而《诗》、《书》、《礼》、《乐》各种典籍也不可能放在里面。

所以,所谓的孔子墓,只是在他被捧为“万人师表”以后,才由后人重新给他重修的一个墓。而孔子死时为他造墓的人都不是官僚、富亲,墓里没放什么殉葬品也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几千年来,孔子的思想对帮助封建统治牢固自已统治阶级地位有利,他的墓实际上只是个糊弄人的象征。关于对孔庙里碑、匾等文物的清理,谭厚兰他们是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清朝康、雍、乾之前的碑、匾等东西,都是文物,不能破坏,以后的可以清理处理。谭厚兰她们当时就是按这个原则清理孔庙的文物碑、匾等东西的。

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

在中南海里也有文物保护的问题。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说中南海里有很多都是皇帝的御碑什么的,要搬走。总理说,中南海里的文物要保存,清三代(即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东西要保存,1840年以后的东西,有许多也是文物,也要保存。我向战士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战士们都执行了,他们知道,康熙、雍正、乾隆的东西不能搬,也不能砸。所以,历代皇帝们在中南海立的那些石碑都保留了下来。

上一章 返回简介 下一章 (可以用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