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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史籍历史 > 《戚本禹回忆录》在线阅读 > 正文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十八章 打倒陶铸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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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十八章 打倒陶铸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更新时间:2018-09-24

 1.我所知道的陶铸

2.陶铸与陈伯达、江青的分歧

3.关于我写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个同志的一封信

4.陶铸是怎么被打倒的

5.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1.我所知道的陶铸

文革开始前,中央办公厅是在刘少奇曾经住过的“甲楼”办公,中办主任汪东兴、秘书局局长童小鹏和我的办公室都在那里。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陶铸调来中央当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就由他来领导了。他刚调来北京,还没有办公的地方,于是我们就把我们办公的地方腾给了他。我和汪东兴搬到丙楼,童小鹏搬去了丁楼。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与陶铸接触多起来了。他管办公厅,是汪东兴的领导,也是我的领导,秘书局有什么问题,或主席有交待的事情,我都要向他汇报或者商量。我那时除了要向江青汇报工作之外,还要把中央书记处每次开会讨论的内容,和会议所作的决议写一份正式的报告,经陶铸签字后,发给主席和各位中央常委。陶铸文字功夫很好,我写得不妥的地方,他都会作修改。

在他刚来不久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不少他对毛主席的思想的体会,讲他遇到困难,都是努力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分析现状,寻找解决方法。 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我觉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还曾询问过我个人的经历,我说我是个中学生,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几句话就介绍完了。他待人比较平等,也向我讲他自己的历史。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啊?我一愣,我那时没有听说陶铸犯过什么错误,就问,你怎么会犯错误的呢?他说,人人都会犯错误的,我在高岗的事情上就差点陷进去。是毛主席批评教育了我。他说,他跟高岗的关系不错,在“高饶事件”之前,高岗到他那里去过,讲了一些看法,他也发表了些看法,其中有赞成高岗意见的。陶铸说,后来中央没有追究我,不过我自已知道是犯了错误的,我向主席作过检讨。我与陶铸认识没多久,他就把他自己犯的错误都跟我说了,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坦荡,所以对他很尊敬。当时我们的关系挺好。

陶铸有时会和我谈起共产主义理想,这在我接触到的中央领导中是比较少见的。从他和我的谈话中,我感觉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不过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很讲究的,他很会享受。他家里用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级的,有些东西都不是用钱能买来的。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他那家跟贵族豪门的家一样。我看到过红卫兵送来的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确实是好。陶铸到中南海以后,选择居住之处,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过的“万字廊”,那是中南海里最华丽的院落。在审美观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

那时,中央开会的时候,陶铸指定由我、王力、穆欣做会议记录,然后由我们给他起草报告。他的要求很严格,记录哪几个主要问题,有什么意见,哪个记录写得不对了,他都亲自看过、改过,然后才给主席送。他还私底下要我把我和主席联系的情况经常和他通通气。有一次他甚至还批评我,说主席那里有什么意见,你应该及时地告诉我们嘛。我嘴上答应,却并没有照办。因为主席没有让我去说的事情,我是不可以随便去跟其他中央领导说的,这是铁的纪律,是最大的组织原则。主席的机要秘书知道的比我还多,但他们都是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的。

2.陶铸与陈伯达、江青的分歧

陶铸刚来中央,就在好几次会议上对陈伯达的讲话有看法,他在会上就批评了陈伯达。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有点“针尖对麦芒”。陈伯达喜欢挑陶铸的毛病,陶铸也喜欢找陈伯达的问题。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少我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两个人关系就渐渐地不太好了,后来就发展到经常互相拆台。在这两个人当中,说心里话,当时我还是喜欢陶铸,不喜欢陈伯达。这除了前面说的陶铸待我平等之外,再就是我喜欢陶铸的文章,喜欢他写的《松树的风格》。他写得不错,文笔简洁生动,有古文功底,我对有古文底蕴的人是特别尊重的。陈伯达虽然古文也非常好,但他说话总是嘟嘟囔囔的,而且牢骚又太多。总是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甚至有时对毛主席也会流露出不满意,埋怨毛主席对他不重视。

但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情况就不对了。陶铸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倾向于刘少奇、邓小平。对他们搞得那一套,从来都是轻描淡写,不向毛主席如实汇报。陶铸一到中央,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公开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对这个,林彪很忌讳。我有一次听江青对叶群说,他陶铸说什么也是林总的部下(陶铸原来在“四野”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四野”的“104”),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他低呀,他拜他什么师啊?所以陶铸不但跟陈伯达的矛盾继续加深,而且又跟江青闹起了矛盾。陶铸对江青意见很多,江青也对他很有意见。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成为党内排名第四位的中央常委,又是书记处常务书记,还兼任着中央文革的第一顾问。他等于是取代邓小平当了总书记(邓小平那时不大管事了)。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他见到总理总是很恭敬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和江青发生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而且陶铸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陈伯达、江青都拿他没办法。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

事实上,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搞特殊化、压迫群众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说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其实都是两面派,他那些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对两广、两湖的干部尤其要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大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如有严重的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可以“烧一烧”,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大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当然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时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一次他跟邓小平一起去人民大学接见学生的时候就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怀疑。后来这就被批评为“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除了铁板钉钉的大案、要案,是不能怀疑一切,不能打倒一切的。谁都不可以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什么都保的,有什么怀疑一切呢?江青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

陶铸在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时候是很坚决的。王任重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坚决搞资反路线的一个人,陶铸则死保王任重等人。王任重在湖北斗学生、整工人,把人家搞得很惨。还把李达都迫害致死了。到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受王任重压迫的群众就起来造王任重的反。还有刘志坚,他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又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可他在总政系统搞“资反路线”非常厉害,整了很多人。王任重跟刘志坚在抗战时一起打过游击,生死之交。两个人相互死保,而陶铸又对他们两个百般维护。所以他们三个,一个是中央文革第一顾问,另两个都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三个人互相呼应,给别人的一种印象,他们像是一个小集团,而且常常和中央文革其他人唱反调。

陶铸对邓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可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上,陶铸却把在主席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造成邓小平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假象,被人称为“换头术”。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我看到陈毅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x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总理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照片已经印在报上了,怎么纠正?

3.关于我写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个同志的一封信

1966年12月中旬,阎长贵送来了一封他在人大读书时的几个同学写来的申诉信。他的这几个同学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因为对陶铸有一些意见,贴了陶铸的大字报,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阎长贵一再央求我想法救救他的同学。于是,12月20日,我就给那几位同志写了封信,对他们提出的申诉做了一个答复。我在信中说:

“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等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这封信没有经过主席,也没有经过江青、陈伯达他们看过就发出去了。不过我知道,我写这个信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对一个中央领导人提点批评意见,就说人家是反革命,那还有什么大民主啊。

我写了信以后,见到陶铸我还跟他说过,教育出版社有几个人因为给你提了些意见,被打成了反革命。我跟他们说不能因为给你意见,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陶铸说,对。是这样的,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嘛,这我早已经说过的。从他的话听来,他对我这封信,也并不介意。

后来我的这封信在红卫兵小报上登出来了。就在这事发生不久,陈伯达、江青与陶铸的冲突表面化了,到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就公开提出要打倒陶铸了,江青也跟着说要打倒陶铸。因为这两件事相隔很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把我给人民教育出版社那几位同志的信,说成是要打倒陶铸的信号。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我当时对陶铸也已经有了些看法,但直到1966年12月我没有反对过陶铸。那时我经常要向他请示工作,每次开会他都在,总理在是总理主持会议;总理不在,就由他主持会议的。我写那封信只是因为听了阎长贵的反映,为给陶铸贴大字报的人作开脱,并没有要打倒陶铸的意思。可是后来阎长贵写文章揭发我,说我的信貌似温和,实含杀机。他似乎忘了这封信实际是他来求我写的,而且信里的许多话,当时他还嫌我说得太平和呢。

4.陶铸是怎么被打倒的

到1966年11月16日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就公开化了。稍后,在一次接见揪斗王任重的学生造反派的会上,陶铸又和陈伯达、江青当面发生了冲突。于是陈伯达在12月27日、28日周总理主持的会上说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伙的,是陶“二世”(刘少奇是“一世”),把陶铸也列为走资派。江青也跟着在会上说要打倒陶铸。叶剑英等人到主席那里去告了陈伯达和江青的状。12月29日上午,在主席主持的会议上,主席批评了陈伯达、 江青,还为陶铸说了话。而到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陈伯达、江青在讲话中公开批评陶铸。1月5日,陈伯达、江青的讲话就已印成传单公开,大街上贴满了“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到2月6日,2月10日,毛主席两次在会上就陈伯达、江青公开发表批评陶铸的讲话,严厉地批评陈伯达、江青。毛主席说:陈伯达你这是“一个政治局常委要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是“突然袭击”。你过去老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投机。陶铸在庐山表现比你好,你还动揺呢!江青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你们要好好检讨!批得很厉害。陈伯达回钓鱼台后为这事大哭,喊着要自杀。主席说:“一个礼拜之内,中央文革小组自己开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批评”。还说,“要是你们中央文革没有人敢批评他们,那我就自己找人来批评”。我听总理说,当时陶铸对主席很感激,他反过来还为陈伯达和江青说情,希望主席不要生气,也不要叫陈伯达和江青再检讨了。主席当时的意思是,陶铸是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新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但不能动不动就打倒。

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组专门开了一个会,陈伯达、江青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会上大家对陈伯达、江青也进行了批评。我出狱后,从归还我的部分书籍里,意外发现了一张康生写给我的便条,使我回想起来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景。康生在会上运用了一句典故来批评陈伯达,说你到处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是哗众取宠。由于我在会上没有听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会后,我问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张纸上面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谦,美德也,过谦则近于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进于奸”。并注明了(见“一夕话”)。从这张纸条上所留下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到当时开会对陈伯达他们的批评是很严肃的。

但是,在1967年1月8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话对陶铸是不满的。说陶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他的问题是红卫兵起来后才解决的。曾志对此讲话有疑问,写信问主席,主席未作答复。虽2月10日后就此事开会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而不久当江青、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打倒陶铸时,主席不讲话了,陶铸最终还是被打倒了。由上可知,毛主席对陶铸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是有反复的。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为什么主席最后还是同意打倒陶铸?据我现在的分析,这个转折可能与这期间发生的以下几件事有开。

第一件事,江青对陈伯达在挨了主席批评后哭着要自杀很反感,她批评陈伯达“没出息。”但她也怕陈伯达真的自杀。因为那时陈伯达翻出了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自杀也是英雄行为”(我未査对,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专门跑去安慰了他。江青跟他说,对主席的批评,我们听着就是了,不要同主席硬抗。主席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不要同他顶。主席常说“春雨润物细无声”,主席相信的是材料。我们应该把材料收集了给主席看,让主席认识陶铸这个最大的“保皇派”的真面目。而且光我们说不行,要让群众来说,主席最相信群众了。

于是,陈伯达、江青就真这样做了。她叫我们在红卫兵的小报中(特别是广东、湖北的小报),把所有批评陶铸、王任重的信息都集中起来,送给主席去看。同时又叫我去查陶铸和王任重在那段时间里所批发的文件。这一査就不得了啦,原来我们谁都不知道,在刘少奇1966年6月20号批转了北京大学《九号简报》的中央文件之后,中南局接连发出了五个正式文件,要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在所有中央局里面,中南局所发的坚决执行“资反路线”的文件是最多的。

早在6月份陶铸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支持在北京各大学开展反右派、反干扰运动,号召打歼灭战,要追根,要在群众中进行排队摸底。

1966年7月初陶铸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没有商量余地,要群众抓住反党这一条掀起一阵打倒反革命的风暴。

刘少奇、邓小平在主席回京前,还批发了中南局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说学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们充分暴露后,及时反击。广东省公安厅还用对付现行反革命的特种技术手段,来侦察大专院校的学生动态,被侦察的对象有好几百人。有一个学院竟有四五个班级被列为严密侦察的对象。在陶铸等人策动下,有许多工人、学生被捕、被打、被审讯。仅武汉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给他们戴上了手铐脚镣。甚至还有被判处死刑的。王任重说这次运动,湖北要抓三四十万个右派。

直到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京前,陶铸和王任重还在向中南局发指示说,这次运动要打击的右派,可能比1957年反右运动时还要多。如此等等。这样的材料至少送上去有几十件之多,即使毛主席只看了这些材料的一部分,也会对陶铸的看法发生改变的。

第二件事,在1967年初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准了,中南海西门来了一个红卫兵模样的人,但他的年纪看上去已经不小了。他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份材料,说要告陶铸。材料上写着,他的生母是陶铸现在的夫人曾志,他的父亲姓蔡,叫蔡协民,是一个老革命。当年是毛主席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一届学员,是主席的学生,后来还给毛主席做过秘书。主席曾说他是一位好同志,对革命很忠诚。蔡协民在30年代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被捕了。那时陶铸和曾志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曾志很漂亮,已经与蔡协民结婚了,可陶铸却在暗地里追求她。蔡协民被捕后,陶铸就把曾志追到手了。那时候也没什么离婚、结婚之类的手续,陶铸就跟曾志同居了。不久曾志生下来一个孩子,但那是蔡协民和曾志的孩子。曾志把这个孩子送到孩子奶奶那里去了。那个红卫兵模样的人说他就是那个孩子(他拿着他爸爸和曾志一起的照片。他说这张照片是在曾志把他放在奶奶家抚养的时候留下的)。也不知道这人怎么调査得那么详细,他说敌人在他爸爸身上没有发现什么,就把他放了。他爸爸出来后就找组织,找到了陶铸,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陶铸说,因为他被捕过,到底是怎么放出来的情况还弄不清楚,现在不好接组织关系,就没给他接组织关系。于是蔡协民就只好到处去流浪。在流浪期间又被国民党抓住了,并把他处死了。这个“红卫兵”认为,他爸爸蔡协民的死就是因为陶铸不给接组织关系的结果,是陶铸造成他爸爸的死亡,他要来跟陶铸算这笔老账,为父亲伸冤。

我们把信送给了主席。毛主席因为是他以前秘书的儿子的信,就仔细看了这封信。后来我问过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主席是怎么批的。徐业夫说,主席叫这个孩子回去了,还给了他一笔钱。还说,主席引了一句老话,意思是说陶铸道德上有欠缺。徐业夫也记不清楚主席说的那句老话了,我查了成语词典也对不上主席说的老话。我认为主席是相信这个孩子的话的。但主席当时也没办法处理此事,一则蔡协民刚从敌人监狱放出来,情况不明,确实不好接关系,二则陶铸是领导干部,曾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女干部,你说人都死那么多年了,事情也无法査实了,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当时都三十多岁了,只能照顾他一下,给他一些安慰了。

但从这个事情以后,我发现主席就再没说过陶铸的好话。主席对陶铸态度的转变除了这些原因,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就在主席保陶铸,批评了陈伯达、江青以后,中央文革又继续跟陶铸发生了纠纷。而这前后还有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而陶铸支持的是学部的保守派,这保守的一派坚决反对吴传启,他们向陶铸送材料说吴传启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在一次会议上陶铸就说,这个问题要审査一下。关锋和吴传启关系不错,他们经常一起写文章。在开会时,关锋说,吴传启解放前是参加过国民党,但他那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与地下组织有关系。他参加国民党是地下党叫他参加的,目的是取得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代表竞选,争取当选代表,以便于开展统战工作。

我也认识吴传启,是关锋介绍给我的。我跟吴传启一起参加过上海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我对陶铸说,这个事也应该听他本人讲讲。陶铸大概不想让我牵涉其中,就说有没有问题,调查了再说。他还跟我说:“这个事跟你没关系,我知道,你跟他只是一般性的工作关系。” 陶铸又解释说:“国民党也不一定都不好,国民党也有一般性的和骨干分子的区别。我只是要查查清楚。”就在这时。江青讲话了,她说,“参加国民党也要看他为什么参加,听说陶铸同志当年也参加过国民党呢!”可没等江青说完,陶铸就发火了。他指着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那时是国共合作,那时的国民党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国民党,怎么能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相比。”他接着又说,“那时毛主席还参加过国民党哩。”江青一听也火了,说:“你诬蔑毛主席!”这样两个人就闹起来了。总理一看不对,说:“哎呀,你们说的是一回事,那时毛主席参加的国民党就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国民党,我也参加过。”与陶铸向来不合的陈伯达这时就火上添油地插上来说:“你们看,陶铸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陈伯达这么一说,就变成陶铸对毛主席的态度有问题了。陶铸急忙辩护说:“我没有,毛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等等,结果一场会议,闹得不欢而散。这个事,我估计江青会给毛主席说的。

不久以后,中央就批准对陶铸进行审查了。一次,总理要一个负责审查陶铸的解放军军官来钓鱼台汇报。那军官说,在北方草岚子监狱有“六十一人的叛变案”,在苏州反省院也有个几十人的叛变案。陶铸就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是怎样出来的也有嫌疑。他还说陶铸有个哥哥,被抓起来了。他哥哥掲发说,陶铸不仅参加了国民党,而且是国民党的秘密党员,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卧底。来人把陶铸哥哥写的信拿出来给我们看。他哥哥在信上写着,是他去劝陶铸背叛的。此外还写了陶铸给他哥哥回信的内容。但是这个回信的内容只是他哥哥的回忆,并不是陶铸自已写的。内容是说陶铸当时有与他哥哥妥协的意思。当时一起听汇报的有好几个人,总理、江青、陈伯达、关锋和我。

我看了陶铸哥哥写的材料,就问来汇报的人:“你们强迫他了没有?”他说:“不是我们搞的,是红卫兵他们搞的。”我问:“红卫兵怎么搞的?是不是强迫他哥哥交代的?打了他哥哥没有?”他说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材料,我看不像是真的。陶铸是有文化的人,而这个信上写的口气和写法,都不像是陶铸的,他写信不会这么蹩脚。”我又说:“背叛不背叛是个大问题,不能够仅根据几个红卫兵搞的材料就给陶铸定案,咱们得自己调査。”当时我说的意思有两重性,既怀疑这个材料不实,但也未否定陶铸有背叛嫌疑。但总理听了很高兴,马上说:“本禹同志这个分析很好,我也有怀疑。陶铸是地下党的一个领导人,听他哥哥一句话就背叛了?他那么长时间都不背叛,哥哥写封信就变了?那么容易?”总理也说叫他们要继续调査。总理又说:“陶铸这个专案组还没有组长,我看本禹就去当个组长吧。”我说:“这不行,我事儿太多了,恐怕耽误事。”总理说:“你掌握一个大的方向就行了。”接着他马上就起草了一个文件,陶铸专案组由戚本禹任组长,送主席、林彪批。总理还说:“你有什么弄不清楚的,就来问我。”看起来,周恩来也是不相信陶铸是叛徒。

这以后,陶铸专案组就来跟我汇报工作了。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跟他哥哥谈,看他哥哥写的材料对不对。”专案组把他哥哥写的材料给陶铸看,叫陶铸交待,陶铸拍了桌子,把他哥哥骂得狗血淋头,说他哥哥是国民党,他兄弟俩从来就有矛盾的,他没有背叛。后来我把专案组重新调査的情况告诉了总理,总理也挺高兴。

1967年9月初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把陶铸批判得很厉害,说陶铸早就“怀疑一切”了,他的动机是可疑的。虽然我不认为陶铸是国民党,也不认为他是叛徒,但是我认为他忠实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走资派,这很不对。但我对陶铸的认识跟姚文元有些不同,可是姚文元的文章是主席看过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在此事发生以后的四个多月,我自己也被隔离审査了。

我出狱后,听一个参加过陶铸专案的同事说,在我入狱后,陶铸专案组的人曾举报,说我包庇陶铸。但实际上,因为材料的缺乏,当时对陶铸还没形成定论,谈不上包庇不包庇。邓小平他们上台后审査我的时候,就没有说我包庇陶铸了。那时陶铸已经是正面人物了,而我则被他们视为反革命,他们也不好说我包庇陶铸了。

5.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随着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相继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自然也发生了变化。1967年初穆欣和尹达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中央文革。因为他们分别在《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所里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对那里的群众镇压得很厉害。尽管他们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但底下群众对他们反对得很厉害。陈伯达和我都去做过工作想保他们,但群众意见还是很大,保不下来。这样他们就不能继续在中央文革工作了。但中央文革告诉群众,对他们可以批判,但不准揪斗 。

这样就仅余下八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了,当时被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生、陈伯达、江青。

江青对康生很尊重,她一直都叫他“康老”,我们也叫他“康老”。主席一般就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他“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

“三中”是张春桥、关锋、王力。

关锋的资格比王力老。而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青年人,戚本禹、姚文元。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以前陶铸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虽然在小组的内部经常会有意见和争论,但陶铸对外还是维护着文革小组的。所以,他的存在,实际上缓和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部门的不少矛盾。陶铸倒台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和一些老干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王、关、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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