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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二十四章 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造反派更新时间:2018-09-24

 1.文革造反派的形成

2.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造反派的支持

3.在支持文革造反派中出现的问题

 

1.文革造反派的形成

“五一六通知”发布,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首先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文革运动,起来造反。但那时候学生对“造反”的理解是比较模糊的,他们只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批“三家村”,揪黑帮。好多学生把斗争的矛头对着自己学校里的教师和个别领导,有好些学生甚至把平时管他们的班主任当作了“造反”对象。学生们的这些斗争造反行动,多少是和当时的一些中央与地方领导有关系的。后来他们还有意把学生们的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资”,甚至是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群众运动搞到自己的头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尽管各个学校的大字报很多,但还不能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这一斗争方向的造反。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它的矛头就不仅是指向学校的领导,而且是对准旧北京市委、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揭开了这些长期以来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单位和部门的阶级斗争盖子。所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但当时在一线指导运动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却反其道而行。

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各个学校派出工作组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于是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工作组一时还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但其他学校的类似聂元梓那样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像西安交大的李世英、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很大一批人,则被工作组以及学校领导打成了“反动学生”和“反党分子”。工作组和一些地方的领导,根据刘、邓批发的《关于转发北京大学第九号简报》等中央文件和“指示”,对这些学生进行了批斗,审查,甚至拘押。而且他们还在学生和教师中层层进行排队摸底,准备沿用1957年反右的做法,按照人数比例划出“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刘少奇还派王光美掌控清华工作组,要抓一个“反干扰、抓游鱼”的典型,抓出一个文革运动中的“桃园经验”。

就是在这个时候,江青通过电话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并向主席报告。江青还多次在电话里指示我,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公开表态,反对工作组把斗争矛头对着学生的做法,支持那些受到工作组错误打击的学生。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分头去了各个学校,支持那些受工作组错误打击的学生。当这些学生知道有中央文革在支持他们的时候,深受感动。他们贴出了“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的大标语,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并由此同我们建立起了彼此信任的关系。

与此同时,各地的学生和群众也纷纷通过来信或来访,向我们反映他们所受到的压制和打击的情况。我们一方面向各地派出了中央文革快报组的记者去了解情况,一面通过中央文革接待站和信访办,接待和接受了群众的访问和信件,并很快作了相应的处理。所以,各地的受压制群众,也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了信任,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依靠。

但是,在当时许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的眼里,却并不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一回事。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也都不过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其他的人则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不要说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不把中央文革当回事,恐怕连谭震林、叶剑英他们也是如此。叶剑英领导着“首都工作组”,他多次讲要争取运动的“指导权”,就是针对着中央文革小组而言的。后来主要由高干子弟与革干子弟等组成的“西纠”、“联动”等组织,之所以敢公开与中央文革小组对抗,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是受到了“首都工作组”和国务院一些人强有力的支持。

说实在的,与“首都工作组”相比,中央文革小组虽说是直接隶属中央常委会的,但在当时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权力,它既没有行政权,更没有军权,甚至连一点财务权都没有。

到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撤销了工作组,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制定并通过了“十六条”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江青指示我们支持过去受到工作组镇压的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联合起来,成立首都红卫兵“三司”。同时,我们也支持了反对刘、邓路线的“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等当时真正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这才真正在北京形成了一个有力量的文革造反派。然后,这些造反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动员和组织起了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可以说,中央文革小组除了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还得到了各地造反群众的拥护,这才有了权威和力量。

然而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那些由各级党委组织成立起来的群众组织,都声称自己是“造反派”。直到1966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才有了一条区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限。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我们也就是根据各个群众组织对刘、邓的资反路线的态度,来决定是否承认其为造反派组织的。

1966年11月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和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交座谈会,对全国造反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安亭事件中,毛主席支持了张春桥,承认上海工人的造反组织为革命的合法的群众组织。而在工交座谈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通过了工人群众有权建立自己的革命的组织,工人群众和工人组织之间以及与学生组织可以进行串联的《工业十条》。各地工人造反派这才迅速地发展和壮大起来,逐渐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最早组织起工人造反组织的也都是一些在文革运动开始时受到刘、邓资反路线迫害的普通工人。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回来后跟我说过,他到安亭去的时候,开始也只是极力想劝说工人群众回到本单位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以保证京沪铁路的安全畅通。可是他在听了工人群众向他控诉了他们如何在文革运动中受到本单位和上海市委当权派的压制和迫害之后,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而且他跟我说,工人为什么坚持要得到中央文革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以后才肯回去,就是担心回去之后会受到进一步的更严重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下了决心,支持工人。

所以,文革造反派的产生还是像毛主席经常说的那样,是被“逼上梁山”的。

后来这些文革造反派,都被邓小平他们污蔑成是社会上的“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这跟当年国民党污蔑工农红军是“强盗”、“赤匪”差不多是一个道理。其实,当年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大多数都是很有头脑,也很正直的人。毛主席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当年他领导红军“打土豪”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好几次跟我们说,一场运动刚开始的时候,首先起来的总是一些有缺点的勇敢分子,这些人如果能得到正确的引导,接受党的教育,那也可以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当然,毛主席也很清楚地知道,在这些“勇敢分子”中间,不仅有有缺点的人而且有作风恶劣的不良分子。他说,有些人起来造反,总像阿Q—样,眼晴老是盯着人家家里的女人,以至小姐的牙床。对这些人要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渐清理出去。

2.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造反派的支持

在文革中,认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单位,哪些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是件很严肃的事情。要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研究讨论之后,然后由总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他们几个拍板,才能确定下来。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通常先是把文革办公室汇集后报上来的,和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材料分发绐大家研究讨论。然后由大家发言谈自己的观点。其实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起先并没有明确的分工,由谁来负责哪一个地区的运动。而是谁对某个地区的事务关心的比较多,那以后有关这个地区的事情就由他先来说。陈伯达比较关心河北、天津,内蒙古的事情是康生负责,关锋对山东的运动关心得多,他支持王效禹。王力对山东也关心,所以山东的事就由关锋和王力来管;关锋对东北也很关心,关锋的女儿在东北工作,她是支持宋任穷那一派的。东北的事后来是毛远新参与了,毛远新是支持陈锡联、潘复生的。有一次,关锋要去东北,毛主席让他缓一缓再去,主席说,还要再看一看。云南和湖北等地是由王力负责的。上海、浙江、江苏由张春桥、姚文元负责。主席对上海特别关心,他对上海的事情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主要是负责北京。后来湖南出了“湘江风雷”的事情以后,湖南的事情我管得多了,其他的像湖北、贵州、四川、河南、青海、甘肃我参与得也比较多。

对全局的情况掌握得多的还是总理。相对来说,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比较缺乏全局观念,缺乏对全国运动的战略思考,他们整天都忙于事务,没有整体的规划和布局。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由总理来主持全局的局面了。

早先国务院这一摊和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摊,是分头开会讨论各自负责运行的,当牵涉到相互有关联的事情的时候,就召开联席会议。后来这种联席会议就变成了“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都是在怀仁堂举行,由总理主持。“二月逆流”后,国务院的好多人都靠边了,总理就把会议搬到钓鱼台来开了,会议的名称也改作“中央文革碰头会”了,但还是由总理主持。

但是由于总理和造反派在如何对待各地领导的问题上,总有认识上的差异,所以,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对总理也有时不大买帐。有些事情光是总理去讲话,中央文革不讲话,造反派往往就不听。因此总理对造反派提出批评时,中央文革一般也要跟着批评他们。但我们的批评有时不像总理批得那么厉害。造反派就认为中央文革与总理有分歧,因而就对总理不尊重,弄得中央文革很难办。有一次,我和总理一起接见湖南的造反派,那个造反派的头头人称“雷司令”。他见到总理,也不站起来,而是把身体塌在椅子上,装作没看见。我坐下后,见他对总理不礼貌,就把脚伸过去踢了他一下,他懂得肢体语言,得瑟了一下,赶紧坐好了。

总理去接见造反派的时候,总要叫上我们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去。谁对那个地区关心的比较多,总理就叫上谁一起去,这样无形地好像就形成了文革小组的分工。

我那时的工作非常繁忙。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江青都交给了我来处理,并由我直接向她报告。加上1967年开始的几个月我一直在集中精力写文章。所以除了北京的造反派,我与其他地方的造反派联系不多。在文革中,我除了去过一次山东、一次天津,基本没有离开过北京。

各地的造反派当然都是听中央文革的,他们有什么事情都来找中央文革反映,汇报。因为他们很清楚,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北京的造反派学生一直都和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江青和文革小组有什么指示,常常是由我去向他们说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也经常会来找我商量。出于我1960年到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劳动过,那里的工人都跟我熟,文革的时候他们来找我,我也去了厂里支持工人造厂里的走资派的反。文革前我还去过几次首钢,所以首钢的造反派遇到什么事情,也愿意来找我。

北京的造反派与其他地方有个区别,由于彭真领导的旧北京市委,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打倒了。李雪峰领导的新北京市委主要是向学校派工作组,对学生搞资反路线,所以学生们对他反得比较厉害。而北京工人的造反派主要是针对本单位的当权派的。

随着工作组被撤销,李雪峰实际上也靠边了,中央调了刘建勋来主持北京市委的工作。刘建勋是个很好的同志,我曾和谢富治商量,让刘建勋担任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可是后来河南发生了问题,河南人民要他回去领导全省工作,中央就又把他调回河南去了。北京的事情主要是吴德和马力、丁国钰在管。他们帮中央文革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些学生和工人的造反派,有时还是抓住吴德和马力他们的一些错误不放,中央文革常让我出面做工作。

毛生席对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事很关心。他说,先要召开红卫兵的代表大会(大学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工人的代表大会(工代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农代会),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主要是谢富治和我两个负责。但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忙,当时有个叫周景芳的,他是关锋的老战友,原来是在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这个人的能力很强,很多事情我们都叫他出面去办。后来北京市革会成立后,周景芳担任了市革会的秘书长、核心组副组长,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处理。

聂元梓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但是这个人一心就想要当主任,她处处作梗,拼命排挤谢富治和周景芳。我对她很看不惯,我与谢富治商量对她怎么办?谢富治说,不要紧,让她去闹,我对付得了她。其实,毛主席对聂元梓的情况很清楚,因为李讷是北大毕业的,她把聂元梓为人处事不足之处都告诉主席。主席后来对聂元梓也不信任,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后,也派了军宣队、工宣队去管北大。

3.在支持文革造反派中出现的问题

在湖南的“湘江风雷”事情上,我们中央文革犯了个很大错误。“湘江风雷”是一个很大的造反派组织,成员众多,几乎覆盖了湖南全省,高峰时据说达百万之众。1967年1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传达后,湖南省军区在2月3日来了报告,说“湘江风雷”冲击省军区,根据“军委八条”文件,应当按反革命处理。当时叶群也来了,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说,湖南省军区司令龙书金是林彪的一员战将,说这个人会打仗,如何如何好,要我们支他。于是,2月4号中央文革就发了一个关于“湘江风雷”的批示。这个批示是王力和关锋起草的,我也看过,陈伯达、江青也看过。

在这个批示上说了,“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应采取专政措施”。湖南省军区一拿到这个批示,就马上把“湘江风雷”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迅速将它取缔了。他们出动部队把这个组织的大小头头都抓了起来,在全省抓了上万名的造反派。

湖南省委有个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叫章伯森,他是支持造反派的。他向毛主席反映,说“湘江风雷”是省里最早起来造反的造反派,怎么说它是“反动组织”呢。主席在湖南的其他一些朋友也向主席作了反映。主席让我们再去查一查。一查,果然是我们弄错了。“湘江风雷”的的确确是一个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到五月后,中央文革给它平了反。为了这件事,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受到了毛主席严厉的批评。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和湖南的工人造反派就接触多了。我非常重视章伯森,可是下面反对他的人也很多,尽管我们去做了工作,但效果不大。这样我就把旧省委中虽犯有资反路线错误,但与群众关系尚好的华国锋提了上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我讲话保护了华国锋,要他站出来工作。会后,他留了下来,对我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改正错误,紧跟毛主席。华国锋一转变,就减少了与造反派对抗的对立面。再加上龙书金被调走,把47军的黎原调去湖南,湖南的局面就稳定了。

我一直觉得,毛主席在文革中有一个信念,他很想让建国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铸、谭震林、王任重、李井泉、陈丕显、刘澜涛、陶鲁笳、宋任穷、林乎加、李雪峰等等,能够让他们和造反派站到一起来。可是他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一方面是这些人不知怎么,对造反派总是很对立;另一方面,造反派也坚决反对他们。

毛主席还特别重视那些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但仍能正确对待造反派的老干部。像华国锋、纪登奎都是因为这样而被重用的。河南的“二七公社”把纪登奎斗得很厉害,可后来纪登上去之后,不但没有报复他们,还主动和他们搞好了关系,因而受到了主席的表扬。可惜,在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中一些人又倒向了反对文革的对立面去了。毛主席对上海的马天水也赞赏有加,多次要调他来中央工作,只是上海的工作太重要了,所以马天水还是一直留在上海。主席去世以后,马天水仍然坚持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这在老干部中是很可贵的。

处理四川的问题后来我参加了,李井泉搞资反路线很厉害,四川的造反派都反对他。但四川省省长李大章这个人很不错,不少群众拥护他。江青也跟我说,李大章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我是很想支持李大章站出来工作的。可是另一些群众不同意。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尽管造反派是造刘、邓资反路线反的,但是刘、邓是在中央的,他们的资反路线是通过地方的领导去执行的,所以各地造反派都把这些与他们直接对抗的地方的领导,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李大章也是因为执行过刘、邓的资反路线,没有少挨斗。但他能正确对待群众,后来结合做了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

毛主席是非常重视工人造反派的。可以说没有工人造反派,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学生只是先锋队,光靠他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些知识分子当年也起来造反,而且他们总要处处显示,唯有他们才是最革命的。可在文革后,不少人又都一个个成了反对甚至是坚决反对文革的人了。当年毛主席跟我们说,在知识分子中,左派最多不超过10%,我心里还觉得主席是不是估计得太悲观了。但历史证明,还是毛主席正确。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有个很大的弱点,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工人,所以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生的身上。如果我们都能像张春桥那样,与工人们建立更多的联系,那当时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了。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这方面却做得不够。

从1967年年初,毛主席就批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群众。于是,大量的解放军参加了地方的支左工作。可是由于解放军各军区的领导与地方的当权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解放军到了地方以后,所支持的是往往都是保守派,真正支持文革造反派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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