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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作者/编者:戚本禹

第二十八章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更新时间:2018-09-24

 1.陈伯达和康生

2.张春桥和姚文元

3.尹达

4.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位成员

 

1.陈伯达和康生

陈伯达与康生的关系一直不大好,他们两人之间的成见很深,而且总是互相猜忌。那次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一起去上海听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的时候,从主席那里出来住进锦江饭店。陈伯达说,这次我还是住上次住的那个楼层,上次来时,康生就住在我楼上。我说,这次康生没来啊。陈伯达说,上次康生就住在我的上面,整天在我的头上拉屎拉尿。这是陈伯达向我们公开表达他对康生的不满。这也不能全怪陈伯达,因为康生经常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给陈伯达难堪,陈伯达的口才远不及康生,经常吃亏。

文革中,中央党校有人贴康生的大字报,康生就怀疑是陈伯达在背后指使的。北大有人贴了陈伯达的大字报,陈伯达也怀疑是康生和聂元梓搞的。其实我去看了都不是,是群众自发搞的。那个在中央党校写康生大字报的,是关锋的一个好朋友,姓李,他那时就反对康生。但这个事情绝对不是陈伯达搞的,也不是关锋叫他写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要打倒关锋的时候了,而康生是保关锋的,关锋不可能叫人去贴康生的大字报。

打倒王力、关锋时,陈伯达表现得最积极。因为平时我们三个人常常一起揶揄他,我们为什么要揶揄陈伯达呢?因为他老是摇摇摆摆,一天到晚说些丧气话。他老给我们说,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得罪的人越来越多,怎么得了,将来很多责任都是要由我们来承担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更有政治经验,他知道文化大革命搞到最后就会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跟他说,你干啥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跟着毛主席革命,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就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得失败。他毕竟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可当时我们对他很反感。

毛主席对陈伯达看得很透。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船要沉了,就往林彪那里跑。康生从来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跟着毛主席会得罪什么人的这种事。康生比陈伯达坚定。后来有人说,康生在去世前,向毛主席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是叛徒,这很可能是夸大的误传。我以前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告诉我,康生在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省人事,中央送给他的文件都是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的。是不是那时有人揭发江、张,康生在清醒时叫人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陈伯达原先对我还是挺好的,他把我从中南海后楼研究室调到《红旗》杂志社,一下子就叫我当历史组的组长。这是越级提拔。邓力群对我说,老夫子从来没这样提拔过人,你是个例外的例外呀!

但是后来我同陈伯达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在刘少奇搞资反路线的时候,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讲了一些反对工作组“抓游鱼,反干扰”的话。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轻工学院是薄一波管的。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薄一波他们发生矛盾和冲突。但当我向江青汇报的时候,江青却说我说得还不够。我说,可陈伯达叫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回到北京,就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士兵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当时陈伯达就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其实,我那时只是如实地汇报,并没有故意去说他的坏话。不过,从这以后,我总觉得陈伯达老是怕这怕那,患得患失的,互相间的疙瘩就多起来了。

尽管陈伯达是组长,又是公开发表过很多文章的理论权威,但实际上他的威信并不很高。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一出什么事情,就往下面推。好多人都吃过他的亏,我自己也有多次的经验。

有一次,陈伯达和他的夫人吵架。他夫人说,我把你在背后说毛主席的坏话全都写信给中央。陈伯达一听急了,他马上来找我,因为我是管群众来信的。我说,你最好叫她不要写。夫妇共命运,你向她讲明道理,说不通,我替你去说。否则,她的信只要一到信访办公室,那都是要登记的,再拿出来就难了。那真是“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其实,我这也是故意吓唬他的。后来他听了我的话,和他夫人缓和了关系,他夫人也没有写信。

陈伯达在理论上的确是有一定水平的,但可惜不成体系。不像康生,康生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理论上是成体系的,讲起来是一套套的。康生的口才也好,临机反映也很快,但他的处事能力不如总理,思想方法片面,决定问题不够谨慎,甚至对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好好研究就根据几点未经核实的材料轻率作决定,所以他办的案子常有水份,冤案也不少。

有一次我和陈伯达在主席那儿开会,说到现在有些人参加会议,大会小会都不讲话。主席就说,那不是成了息夫人了吗?息夫人是息国(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的绝代美人,嫁给了国君,后来息国被晋国所灭,息国国君被杀。息夫人没自杀,也没殉葬。因为她太美了,晋国的国君就把她收为妃子。息夫人也不反抗,你愿意怎么就怎么,她温顺地伺候晋国国君,但就是不讲话。晋国国君也允许她不讲话。这个时候,陈伯达插话说,息夫人是嫁给晋献公的,公子重耳就是她的儿子。这事有点新鲜了。主席说,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呢,陈伯达真是个历史学家。陈伯达听了很得意。

回来以后,我觉得,公子重耳的母亲是息夫人?这么大的事,怎么我从来就没听说呢?于是我就去查书,可不知翻了多少书,都没查到有这事。这事整整耗了我一个晚上时间,但我基本上也肯定这是没有的事。第二天,我和陈伯达见面时就说,老夫子,你说的那个息夫人是晋文公母亲的事,我查了一晚上资料都没查到。你是在哪儿看到的,我回去再查查。陈伯达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他就叫他的秘书去找《史记》、《左传》等书。书拿来以后,他就翻,翻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我说,不用翻了,我都翻到公羊传了,都没有。他相信了,说,哎哟,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别着急,你马上给主席写个说明。他说,对。那你给我写一个吧。我说,这不行,这个必须是你的亲笔。他说,你写,写完我来抄。我就给他写了:主席,昨天开会我曾说,息夫人是公子重耳的母亲。回来我核对了许多书都没有查到,这件事怕是我记忆失误了。干扰了主席。陈伯达抄完就赶紧给主席送了过去。主席后来也没有再提这个事。

陈伯达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倒陶铸的事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他想不通。他来跟我说,我都不想活了,主席骂我骂得那么凶!我说,你可不能自杀,那是叛党啊。他说,马克思的女婿就是自杀的,也没人说他叛党。我看他认真了,就劝他,主席骂你,那是对你抱有希望,是为你好,他对你不好就不这么骂了呢!你看他后来骂过田家英吗?他琢磨了半天,说,是啊,主席倒没骂过田家英呢。

我后来想,陈伯达有时在一些问题上确实是有点投机心理,但他只是在共产党内的这一派和那一派中间搞投机,是党内投机。而并不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搞投机。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到了中央文革的团结。尽管这主要是康生和江青的事,但我的责任也很大。对此我也是应该反省的。

陈伯达平时的生活比较奢侈。他嘴上也讲为人民,还专门写了幅字送给我,但社会主义关不容易过。要过社会主义的关,那就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凌驾于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否则就不要侈谈什么“为人民”。

田家英到处收购清人字画和其他古董。浙江省文物商店有一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写的“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对联,他看了喜欢,就硬要人家卖给他。人家说,那是国家的东西,是我们的镇店之宝,非卖品,不能卖。田家英不依,硬是要买。人家没有办法,就请示浙江省委,结果上面说,那你们就让他写个借条,允许他先借去看看吧。这一借,哪还有还啊。田家英死后,这对联都在他家属的手里。人家拿着田家英的借条去要,不知他的家属还人家没有?据说现在这副对联的价值上亿。当时陈伯达知道了这件事,也去向浙江文物商店借文物,说田家英能借,为什么我不能借。人家只好找了另一件邓石如的作品“借”给他。所以说他们两个都没过好社会主义关。

然而这种事情康生就没有。康生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革的时候,也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人。

2.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当过柯老(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他在1957年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受到主席的重视。可是,对他的文章,陈伯达和田家英都很反感。田家英他们就去查所谓狄克的事件来中伤他,说他是反鲁迅的。那个时候,谁反鲁迅,谁就不是好人。所以春桥在北京不怎么受欢迎。对此,张春桥有点气愤。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春桥和我算是比较交心的。在他去上海处理工人造反运动的时候,他和我的联系特别多。但是春桥和王力、关锋的关系不是太好,我曾试图调解过他们的关系,但他们之间总有点相互看不起。就我所知,春桥和姚文元开始也很生疏,但他们两个之间投缘,后来的关系就很好了。

姚文元这个人非常稳重,不到十分把握的时候,该他讲的话他都不讲。

姚文元在其父亲的影响下,下功夫研究过鲁迅。他写过一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的书。书中引述鲁迅说,他自己的许多文字“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姚文元的许多文章,包括正确的和有缺点的,大体也是“遵命文学”,他所遵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比我晚出狱,出狱之后他仍然没有自由。一次姚文元的女儿来看我。我请她代我去向她父亲问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抓我?不久,他女儿来跟我说,她父亲很真诚地跟她说,在处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桥两个都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的女儿还跟我说,她父亲告诉她,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他们向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发起进攻,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一次毛主席与姚文元谈话时,对姚文元说,清朝末年,章太炎与那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因为“苏报案”被关押、审判。章太炎在监狱里给年方二十岁的邹容写了一首互相勉励的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斡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念完之后,毛主席还拍着姚文元的手说,我们现在亦是“临命须掺手”了。但我们要努力奋争,扭转乾坤。

听了姚文元女儿的转述,我感慨万分。党内斗争惊心动魄,连毛主席都做好了“临命须掺手”的思想准备了啊!

2005年姚文元去世后,他女儿常来看我。她把他父亲生前的亲笔手迹拿给我看。我对她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珍贵遗物,你们要好好保存,作为纪念。后来,我只要了姚文元同志亲笔书写的一份读书笔记的复印件,和他亲笔写给他女儿们的一封短信的原件。

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来看,他的读书学习是非常刻苦认真的。怪不得毛主席生前把他的读书计划批转给了大家去看。

3.尹达

尹达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64年写了―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没有让他发表。1965年12月,尹达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四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我还保存着他在文章发表前写给我的三封信。

主席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满意。1966年3月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兄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这段话在《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文稿》和《毛泽东(主席)年谱》中均被删掉了。

可是在文革初期,尹达在历史所里却也执行了刘少奇搞的资反路线,整了不少人。所以历史所里的人对他反得很厉害。加上他又与陈伯达有矛盾。文革开始后不久,历史学界批判侯外庐,陈伯达就乘机也发动了对尹达的批判。我和关锋几次去历史所为他说好话,但也没有用。他后来就不来钓鱼台上班了,自动退出了中央文革的工作,但中央并没有发文撤销他的文革成员。

4.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位成员

本来,毛主席对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为文革出力,但结果他却积极支持了刘少奇、邓小平搞资反路线。陶铸也是如此。那时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是三位一体,互相呼应。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和副组长,却专门在路线上与毛主席对抗。这三人先后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穆欣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多年了,但他在《光明日报》很不得人心。他总是把《光明日报》的同志当下人来使唤,他的夫人张卉中更是《光明日报》的一霸,欺压群众。报社的群众说,有张卉中在,《光明日报》全社都不得安宁。文革开始后,她在报社的日子不好过,我们把她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上班,但实际上文艺组也不用她。

在文革初期,穆欣在《光明日报》社里积极执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群众对他强烈不满。穆欣的水平也有限,《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哪个都比他水平高。我看过他们的一个副总编辑改过的东西。我一看就说:“你这个副总编辑不错嘛。”他说:“是。但整天给我捣乱就是这个人。”我心想:“你自己的水平没有人家高,还说人家给你捣乱!”。1967年1月,中央财金[经]学院八八战斗队去《光明日报》社造反,把穆欣从中央文革揪回了《光明日报》社批判。1967年3月我和关锋还是去《光明日报》讲话,保过他。慢慢地我发现他这个人有问题,谁上台,他就捧谁;谁落难,他给谁下药。我当时就想,也许哪天我落难了,他也会同样给我也下药。后来果然如此,连当初我保他的讲话在他那里都变成毒草了。直到文革以后他还在鲁迅手稿问题上对我中伤。

尽管穆欣在1967年1月就实际离开了中央文革,可是在我们被抓了以后,不知为什么他也被关进了秦城。

当年有一个原国民党的军统老特务,解放后一直是受公安部门监控的。这个人在文革中给我和关锋写来了一封信,说你们保的穆欣就是我们当年派到延安去的。他原名叫啥啥,改名叫啥啥。文革后,邓小平一上台,穆欣给邓小平写信申诉,并揭发谁谁谁当年如何反对邓小平,邓小平就把穆欣从秦城放出来了。放出去后中纪委的人为了给他做结论,就派人来问我关于他的一些问题,我就说当时有那么个材料。中纪委的人马上说,那些材料都是派性斗争的产物,不足为信,你们作过调查吗?我说,那个写信的人可是一个军统的老特务,他跟派性有什么关系?他们说,那个老特务已经死了。

后来穆欣和乔石结成了儿女亲家,穆欣就更加神气了。有时我想,他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气,就让他神气几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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